1949年8月4日，主政湖南的国民党元老与第一兵团司令官兼湖南省主席的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

这一令国民党内部始料未及的突然行动，不仅打乱了白崇禧精心策划的湖南衡宝决战部署，更使盘踞在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主力部队约18万人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强力攻势面前。

作为被老蒋给予厚望的“得意门生”，宋希濂深知自己所部的兵力对老蒋和整个国民党集团的重要战略意义，毕竟放眼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下的全国形势，除了白崇禧的华中集团和胡宗南的西北集团，他这近20万人的力量算得上是仅存的“硕果”了。思来想去，宋希濂决定联合自己的“老学长”胡宗南，共同制定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来保存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有生力量，以图日后东山再起的反攻行动。

打定主意后，宋希濂于当月11日乘飞机飞赴汉中胡宗南的“大本营”，开始了对西南战局的“长远谋划”。彼时的胡宗南刚刚经历了西安之败，近40万大军奉命退守汉中，依据秦岭和大巴山构筑阻挡解放军由陕南下入川作战防线。

虽是如此，但胡宗南本人深知这种权宜之计对大西南战场形势变化起不到什么明显的成效，最终的走向并不乐观。这一点他和宋希濂的想法是一致的，即“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将无信心、兵无斗志，战争打到最后不仅有生力量荡然无存，自己到最后只怕也会沦落到杜聿明或黄百韬的结局。

相比之下，宋希濂提出的将二人所辖主力部队尽数西撤至滇西以保存实力，依托滇缅边境线伺机反攻这一主张，则显得更为妥当些，也由此坚定宋希濂和胡宗南二人当面向老蒋陈述该作战方略的决心。

只不过，他们能想到这一层，远在北京的教员和周总理也早已料敌于先并提前筹划好了应对的策略。而这个策略，正是周总理长期以来在统战工作中经验丰富和因势利导的集中体现，简单讲就是利用老蒋对部属将领的双重猜忌心理，进一步安排人员以致信形式向老蒋挑明并坐实这种猜忌，让其上下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隔阂。

周总理先是将写信人的目光瞄准了有着“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身上。为此，他在一次会客活动中着重向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和平民主人士介绍了此前曾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原以为是起义投诚的将领，不成想却是“归队战士”，张治中也因此颇有感触。

当然，除了以此为直接“话题”制造蒋、胡二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由张治中出面致信老蒋更能增加信件内容的可信度，继而使老蒋信服。毕竟此前为和平谈判不遗余力奔走的他，曾是老蒋心中“既有忠心，又有能力”的得力干将，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于是，一封带有嘲讽和叹息意味的信件便呈现在了老蒋的面前。老蒋读罢后作何反应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己最信任的学生胡宗南身边长期潜伏的谍报人员最终全身而退这样重大消息竟然隐瞒不报，这无疑触动了自己的逆鳞。

因此，当宋希濂和胡宗南二人满怀期待的将所谓的“退守滇缅以图反攻”计划当面陈述给这位“蒋校长”时，迎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怒骂。除却对精心部署的大西南决战计划和西南大后方基地丰饶物产的恋恋不舍以及两位高级将领不战而退的怒火中烧外，二人或许怎么也不会料到另外一个他们不愿联想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保老蒋不会将所谓的退守滇西计划视作胡、宋二人与我党私下达成撤军协议的产物。

毕竟接连发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起义行动，也让这位曾经无限风光的统帅在重用军事将领的同时，时刻伴随着以特务为主体进行监视性的预防措施。

无论如何，宋希濂和胡宗南寄予厚望的军事计划就这样无疾而终，等待他们的只有就地等待我军的围歼消灭，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助与无奈，虽然早已预料，但结局来临之际，仍不免生出一丝唏嘘。

1949年12月19日，接连溃败的宋希濂率残部在大渡河沙坪地区被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包围并俘虏；1950年3月26日，大势已去的胡宗南由西昌机场起飞仓皇返回台湾，终生未能踏足大陆一步。

话又说回来了，假使老蒋同意了二人的军事计划，数十万国民党参军退守滇缅边境线，对我军解放大业和边境的稳定和谐将会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威胁，毕竟此后以国民党将领李弥残部为主体的国民党败退士兵曾让缅甸政府苦不堪言，并在金三角地带崛起并拥有一席之地，仅凭这一点，也可以预料到这一计划实施后带来的潜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