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壮士王范》，缅怀当年的老战友，惠浴宇在文章中亲切的称王范为“壮士王范”。

在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史上，传奇的人和事儿有很多，但王范的名字似乎从来不显山露水，从王范的工作经历不难看出，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因此王范身上的事迹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轰轰烈烈。

可在战友的心目中，他们对王范的评价一直都很高。

惠浴宇当年认识王范时，还是在国民党当局的监狱中。

王范是一个老党员，1926年便已经入党。

1905年6月16日，王范出生于江苏如皋(今如东县)掘港区上漫乡一户佃农之家。家里以租种地主的地为生，因为小时候家贫，王范只是断断续续的念了三年私塾。

那时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也很难得一个温饱的生活，王范家租种地主的地，每年要上缴70%的收成给地主，尽管王范与父兄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但生活状况也并没有改变多少，少年时的王范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艰辛，希望将来能有一天改变这样困窘的局面。

改变社会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王范开始锻炼身体，家里的石锁、扁担都成了他练习武艺的工具，也得益于此，王范少年时便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加上他为人正直的秉性，深受十里八乡村民的喜爱。

1926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一路北上进入江苏境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皋乡村也办起了农会，老百姓的日子才终于有了盼头，当时在东乡掘港区下漫灶小学任教的王盈朝就是一名地下党员（首位中共如皋县委书记），王范与之结识以后，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两人很快结为至交。王盈朝在当地办起了平民夜校，王范也在夜校积极学习文化知识。

据《王范传略》记载，1926年初，莫家园地主请人唱戏，地主、地主婆子以及少爷们看不起来蹭着看戏的穷人，将吃完的瓜果皮扔在穷人孩子头上、身上，地主少爷还追着打穷人孩子，王范气不过，将地主少爷掀翻在地，地主家养的几个打手上去就骂，却被王范反击：

“没看到这小家伙打人吗？穷人就是好欺侮的吗。”

地主的打手知道王范身强力壮，不敢上前。

这一幕凑巧被王盈朝看到，于是萌生了想要发展王范入党的念头。

1926年11月，王范从平民夜校毕业，在王盈朝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如皋城乡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王范在当地积极参与农民运动，并支援红军作战，他曾一次性就将筹措的三万多元购买枪支弹药的钱，全部捐给了红十四军。

只是很遗憾，因国民党反动当局势力过于庞大，遭遇了失败。

王范的许多战友也在这次屠杀中牺牲，他本人则是化妆成一个浣洗衣服的老妇蹲坐在河边，这才摆脱了追兵。

从这一小小的举动，不难看出，王范做地下工作是有难得的天赋在里面的。

如皋的农民运动失败以后，王范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后来辗转到了上海，依然难觅党组织踪迹，没办法，王范只好考取了上海巡捕，毕业后被分配到四马路英租界总巡捕房，也就是在巡捕房期间，王范同打入巡捕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经贾斌介绍，王范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当时潜伏巡捕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12个支部，隶属于中央特科下辖，王范担任四马路总巡捕房地下中共支部书记。领导王范的负责人名叫张相泉。

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王范参与了多次情报传递、刺杀叛徒的秘密任务，积累了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1932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范被租界巡捕房逮捕。

不过也很幸运，出卖王范的叛徒并不知道王范是中共在巡捕房的党支部书记，只是知道他有过参加红军的经历，王范自始至终也坚持称自己不是中共党员。

可后来被租借巡捕房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以后，情况就不是那么好了，负责审讯王范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刑侦科，为了迫使他屈服，敌人动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皮鞭、棍棒、做老虎凳、灌辣椒水都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整套的酷刑下来，王范也始终没承认自己的身份。

搞到最后，就连刑讯逼供的人也没办法，只好拉出叛徒同他对峙，王范一见叛徒，气的破口大骂：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诬告我！”

王范转头对特务说：

“这个家伙曾在四马路上公开调戏一个青年妇女，被我拦下来狠狠训斥，落荒而逃，就挟嫌报复。你们问问他，我除了警服上这个番号，真名叫什么？”

王范所料不错，叛徒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敌人也无可奈何，但又不肯轻易放他，于是私下里不敬审判，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判了王范十年有期徒刑，并将王范转移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也就是在狱中，王范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

王范的身份只是“嫌疑犯”，加上身强力壮，所以在狱中有一定的自由度，平时负责打扫监舍、挑水劈柴等等杂活。不过王范那时是孤身一人被押送到南京，在狱中也没有熟人，王范虽然想在狱中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因监狱看管很严，所以失踪没什么机会。

一直到后来，一个叫章阿昌的狱友引起了王范的注意，章阿昌经常趁着在洗衣房的功夫，鼓励狱中的难友坚持斗争，通过一段时间接触，王范确认眼前这个人就是战友。

事实上，王范所料不错，这个叫章阿昌的正是中共党员，原名张炽，被捕后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还是狱中秘密党支部的负责人。借助这层关系，王范与狱中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同志建立了联系。

应该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

王范被捕时只是孤身一人，后来又被单独押送至南京监狱，狱中也没有熟悉的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党组织成员多数都是隐蔽着身份，想要被同志认可，除非主动坦诚身份，否则是很难受到信任的。

可王范不仅获得了信任，而且一直到后来出狱以后，经狱中党支部确认，组织上还给出了结论，是一名可靠的同志。

由此可见，真诚确实能打动人。

惠浴宇形容王范的性格是“满腔热血，耿直率真”。

当年惠浴宇与大多数同志被关在狱中，其实都没有多少斗争的经验，但大家也都知道，应该尽可能的隐藏自己的身份和主要目的，可王范却不同，他看到狱中难友一个个被折磨的满脸苍白，曾光明正大义愤填膺的说：

“这个地方我是要出去的，我一定要越狱。”

王范以为自己是小声说，实际上绝大部分监舍都能听到，就连门外的看守也听得一清二楚。

考虑到安全起见，当时狱中的战友都曾劝说他放弃这个想法， 后来还是陈坦（建国后任铁路运输高级法院院长）同他细致的分析了越狱方案，认为不可行后，王范这才放弃了越狱的想法。

经张炽、惠浴宇等狱中党支部同志的教导，王范意识到了狱中斗争的原则：

“坚守气节，保存力量，提高自己，长期坚持，以待时机。”

渐渐地，王范冷静下来，他把监狱当成学校，在狱中如饥似渴的学习起来。

王范幼年时因家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后来参加革命，更是历经诸多波折，此次入狱虽然饱受折磨，却幸运的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同志帮助他掌握了不少以前他从来没接触过的知识层面，等于说间接帮助了他成长。

不仅如此，王范还联合了狱中斗争组织，弄来了许多书，其中包括韬奋办的《生活》周刊、《新生》《永生》《再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革命史话》《世界知识》《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等。

“即便是将来出狱了，也能用这些知识为党更好的做工作。”

渐渐地，王范的行为越来越稳重，就连惠浴宇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他身上的变化：

“（王范）他又要挑粪桶种菜，又要挑饭桶送饭，吃苦挨累且不说，还时时充满了危险，看守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给难友们暗中调剂日用品，给病号偷红烧肉，为各监房互通消息传递情报。在严密的监视下，他竟做得滴水不漏，几年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我清楚地记得，西安事变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是他，使我们在铁窗长夜之中看到了曙光。”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的努力，在南京监狱关押的大部分人都被释放出来，当时男牢获释处于的夏之栩向周恩来报告：

“我们仅仅了解女牢的情况，男牢那边不清楚。男牢有一位张景庆（王范化名），是嫌疑犯且做厨工，经狱中党组织考察为我们的人，他跟难友接触多，了解情况也多，把他放出来就好办了。”

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营救，王范顺利出狱。

王范出狱以后，给组织上提供了一份很详细的名单，帮助组织积极营救狱中被困的同志。后来经组织甄别，李克农、王鹤寿对王范评价很高。

王范到延安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在延安从事治安保卫工作。

王范在延安主要负责保卫工作，曾破获过许多国民党特务潜伏案，并得到过毛主席嘉奖，还被边区评为“锄奸模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范被派往承德，任热河省公安厅厅长，后任冀察热辽区行署公安局长、冀察热辽社会部副部长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

王范任热河省公安厅厅长期间，曾破获了有名的“赤峰天主堂反革命案”，当时他注意到，这个天主堂里外人来人往不断，还有车接车送，出入的人员也与当地人的装束不同，后来经过细致的摸排发现，这里面潜伏着一群伺机破坏的国民党特务。

毛主席后来听闻消息后，还连连称赞：

“王范到哪里都能抓特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当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就此事向美方代表马歇尔“告状”，声称我军破坏民主，一时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热河省公安厅将调查的前因后果汇总成报告递了过去，国民党当局这才哑口无言。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王范又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不久后又出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机关迁往北平，当时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此次搬迁的工作，因搬迁工作是属于保密行动，因此党中央代号为劳动大学，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负责沿途的安保工作。

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李克农亲自点将，要时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王范组成先遣组，提前一个月到北平打前站。

王范受命担任工作队队长后，连夜赶往北平，并于北平市公安局一道，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分析敌情，为党中央顺利到北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让人诧异的是，王范事后还是挨了几次“批评”。

3月25日凌晨，党中央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按照一开始的准备，王范乘坐头车将中央领导人带往颐和园的益寿堂暂居。

本来一切行动都很顺利，可就在抵达益寿堂以后，王范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当时周恩来主要负责党中央迁往北平的一系列事宜，急着找王范询问安保情况，可李克农当时也没找到王范，急得头上直冒冷汗：

“这个王范，不管他了。”

等到毛主席在益寿堂安顿好，洗了把脸准备吃饭之际，只见王范笑眯眯的端着鱼从后厨走出来。

李克农一问才知道，王范为了解决中央首长饮食不出门的问题，到了益寿堂以后，就急急忙忙去察看便衣队员烧水的情况去了，考虑到特务可能从饮水和食物上下手，王范一直待在厨房，一直到饭做好了才露面。

李克农见状，也不好在批评他。

不过，因为安排了过于严密的安保措施，李克农、王范后来都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进颐和园的时候，心情就很不痛快，因为为了保证安全，颐和园当天选择了闭园，不让老百姓进院子，为此毛主席还发了好大一通火。

到了下午3时，按照安排，毛主席要去接见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阅兵，一直忙活到深夜12点，才从颐和园离开到香山。

为了保证首长们行车安全，在颐和园到香山的沿途布置了很多警卫，当时王范也考虑到，敌特可能在沿途埋设地雷，于是他在头车安排司机开的快一些，这样即便是爆炸了，也不会影响后面的车辆。

结果到了香山一下车，周总理就批评：

“车开的太快了！”

随后毛主席走过来，严厉地对王范说：

“还有，你们沿途布置那么多岗哨，戒备森严，老百姓有什么错误，你们限制他们在公路上行动，这成什么样子！比蒋介石进城还厉害……”

在毛主席、周恩来的批评下，负责警卫的李克农、王范都做了检讨，但两人心情并没有为此低落，反而还暗自高兴，这也是自参加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护送党中央毛主席到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一路上能保证如此绝对的安全，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

也因为王范在保卫工作上的经验，从毛主席进北平那天开始，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就全部都是王范负责。

渡江战役后，王范又接手了上海的安全保卫工作。

1954年，王范又出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

毛主席对王范很牵挂。

1956年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人群中看到王范，他还上前打招呼：

“我记得你，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工作？”

一旁的陈毅哈哈大笑：

“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

毛主席也笑了笑，他对身边的人说：

“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

也正如所有的朋友对他的认识一样，王范秉性耿直，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王范反对当时案件调查过程中过激行为，后来受到了重点批判。

1958年，上海市委做出决定，对王范不做处分，调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担任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毛主席当时听闻此事后颇感意外：

“我要亲自过问此事。”

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王范又被重新启用。

在许多朋友的眼中，王范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宁折不弯的性格，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也采取了最极端的方式应对，他的离世也让许多老战友感到惋惜。一直到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才正式宣布对王范平反昭雪。

王范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