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右路军过了草地,到了班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迟迟不行动,仍然在毛儿盖。张国焘想来想去,仍想西进,不想北上;而且觉得“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太低,不如杀了毛泽东。杀了毛泽东后,张国焘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于是就给右路军的心腹陈昌浩发电:“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让陈昌浩杀了毛泽东,然后带右路军掉头南下,折回毛儿盖。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电时,恰巧陈昌浩不在,不知干什么去了;叶剑英恰恰在那里,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拿着电报,赶到毛泽东住地,告诉了毛泽东。形势紧急,当时毛泽东的队伍很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还有两天路程,而附近有张国焘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彭德怀说,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建议毛泽东抓住些人质。毛泽东不同意,如果抓人质的话,自相残杀反而不可避免。毛泽东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去见陈昌浩;陈昌浩向毛泽东转达了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不然就杀了你。毛泽东自然不愿南下,说服陈昌浩赞同北上,从这说到那,说了很多。但陈昌浩只听张国焘的,不听毛泽东的劝告。最后的说服工作已不起作用,到了摊牌的时候;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天亮后,红军就要火拼了。毛泽东见劝说不起作用,就对陈昌浩说,假如部队要南下,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让我和洛甫、博古去周恩来、王稼祥那里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在红三军团司令部养病。陈昌浩同意了,开会让你开,反正你得南下。这是毛泽东的脱身计策,打算走为上计,一走了之。毛泽东迅速到了红三军团驻地,和周恩来等人决定:红三军团凌晨两点出发。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掉头南下,过草地,要准备更多的粮食,部队要去割青稞。陈昌浩同意了,他认为毛泽东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火速前行,等陈昌浩发觉,毛泽东的人马已远去了。陈昌浩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带着一队骑兵,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去追毛泽东。可起不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泽东就那样金蝉脱壳,逃离险地走了。毛泽东后来指着叶剑英,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指着自己的脑袋。
陈昌浩向张国焘发电:毛泽东逃跑了。张国焘勃然大怒,召开“批毛周张博大会”,张指张闻天,博指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逃跑主义”,并电令陈昌浩掉头南下。在会上,张国焘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芦雅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天”指天全,“芦”指芦山,“雅”指雅安。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南下,在四川北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行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自封为“主席”。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决议,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的职务,并开除党籍。红四方面军的党政干部自然听从张国焘,左路军中还有红一方面军一部,领导人有朱德、刘伯承。据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时候,朱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朱德当时的动机很复杂,朱德是四川人,想留在四川;而且对毛泽东专横的工作方法不满。中共元老何长工也投向张国焘,何长工是井冈山时期的人,时任“第九军团政委”,编入“左路军”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时,何长工跟随张国焘;张国焘召开卓木碉大会,何长工发言支持张国焘,批评毛泽东;张国焘给何长工“升了官”。红四方面军到了陕北后,何长工向毛泽东认错检讨,毛泽东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没有处分何长工,但后来何长工的职务没有“高升”。
毛泽东则继续率领右路红军北上,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在甘泉同陕北红军会师。
毛泽东向张国焘发电,敦促红四方面军北上:“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张国焘于12月5日给毛泽东回电,提出:“(一)此间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中共全党面临分裂,毛泽东感到头疼。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密使林育英到了陕北。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在中共党内资历很深;1922年加入中共,跟随时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林育英去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林育英是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两人结下深厚友谊。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失去联系,派林育英为密使,寻找中共中央,并且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临行前,林育英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八一宣言背熟,记在心里,身上不带片纸,装扮成小商人,从外蒙古入境,穿越了沙漠,潜往陕西,寻找中共。林育英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受到热烈欢迎;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赶回,和林育英会面。毛泽东和林育英叙旧,相谈甚欢;毛泽东此时太需要林育英了,如获至宝。毛泽东正和张国焘争斗,共产国际密使林育英态度如何、支持谁,决定一切。毛泽东自然对林育英极为尊重,也许还说起对林彪的照顾,暗示将对林育英委以重任;又说起北上到陕北的正确,张国焘西进的错误。林育英当然要和弟弟林彪见面,而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自然说毛泽东好话。最终,林育英倒向了毛泽东,支持毛泽东。
林育英向张国焘发了很多电报,提出党内团结、不要搞分裂,劝说张国焘。并且对张国焘说:带有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张国焘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代交共产国际。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林育英是作为共产国际密使身份调停争斗。听说林育英带有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张国焘泄气了。张国焘只好致电林育英:“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仍然自称“党中央”。林育英向张国焘发电:“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直属代表团”。林育英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那个中央才是党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取消了自己成立的党中央。
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之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因伤病调回延安,职务由邓小平接任。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突发脑溢血去世。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抬棺,并手书“张浩同志之墓”。
1936年7月2日,红军长征的殿后部队,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在西康甘孜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开始下“狠招”:电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三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这样,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就不那么重要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等人,和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都要求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也觉得在藏民区建立根据地是不妥的,陕北有现成的根据地。张国焘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共同过了草地,1936年10月9日,红二、四方面军到了甘肃会宁,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顺利结束。
1936年12月2日,张国焘率红军到了陕北保安县,毛泽东、林彪等人带红军迎接,两人有些尴尬。12月7日,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整,由23人组成,作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为主席,张国焘、周恩来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
1937年3月27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3月31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就有严重错误,在川陕苏区进一步发展;成立伪中央,是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去进攻甘肃、新疆,以打通和苏联的联系通道,获得苏联的援助。那是战略决策的错误导致的失败,低估了西北马家军的实力,对作战的地域环境也缺乏认识。西路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徐向前等,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战死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遭杀害6000多人,回到家乡3000多人,救回延安4500多人,流落各地1000多人;有400多人到了新疆;徐向前讨饭回了延安。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了一半,西路军全军覆没;在延安的红四方面军,仅剩下少数。就那样,张国焘掌握的军队丧失的不多了;张国焘也没有了底气。在延安,有一次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搞演出,张国焘的儿子喜欢表演,按照剧本出演了个叫“张慕焘”的叛徒;毛泽东大笑说“由张国焘的儿子来演张慕焘是再合适不过了”。张国焘大怒,骂“畜生!混蛋!猪狗不如!”拉着儿子走出去了。
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后,调张国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被排除出权力核心,边缘化了。
曾是张国焘下属、对张国焘很了解的许世友回忆说“在党内,除了毛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在后来的1938年,张国焘借口去祭拜黄帝陵,逃出延安,去了重庆,投靠了蒋介石。4月18日,中共开除了张国焘党籍;张国焘在国民党军统等部门工作过,郁郁不得志;抗战胜利后,当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张国焘总结:长征中,不够心狠手辣;不然,自己是中共一把手。1949年后,张国焘先逃到台湾,又到了香港;文革爆发后,张国焘到了加拿大。张国焘在加拿大贫病交加,饥寒交迫;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一家养老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