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是统治原罪么

曾经有一个帖子在网上很火，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就是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和苏绰的谈话。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 “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充实国库，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

这段话长约千字，常看常新。当然，核心意思就是，在封建体制下，贪腐是必然的，而且似乎是必需的，对于贪腐的制度原罪可谓条分缕析，精辟到位。

但对于一向自诩有些文化复古主义的我来说，不由得心中一阵窃喜。今天的学者纵然为贪腐，这个封建专制的原生问题，写了无数篇论文，创造了无数个名词，发起了无数场讨论，甚至还有国外所谓函数模型化的，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其实，道理早就在咱们老祖宗那里说清楚了。

这一点，在清末再次得到了印证。

清末丁酉政潮中，军机大臣瞿鸿机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以肃清吏治、肃清贪腐为由头，想痛击庆亲王奕劻的软肋而打倒他，最终因为奕劻和慈禧关系太过紧密，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瞿鸿机所用，无非是采用言官作为猛虎冲锋在前，重臣作为群狼环伺在后的战术，让奕劻体系层层剥离，无处遁形。初期慈禧的确让他们“狗咬狗”，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看到了一些效果，也许，瞿鸿机自认为要成功了。

然而，在贵族专制和皇权独裁下，封建统治者要保谁弃谁，是根据和本身关系的远近来决定的，正所谓疏不间亲，想通过讨好最高层，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向来打击腐败。

然而因为上下层的地位不对等，权力不平衡，信息不对称，最终很容易形成反噬，而引火烧身。

于是，苍蝇也好，老虎也好，替罪羊也好，后台也好，更多的貌似成为一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国家暴力机关则成了统治者权斗的工具。

临败了，瞿鸿机对他的学生吴毓昌有这样一段谈话：“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看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瞿鸿机固然是可叹的，可是，心里却更多的一种阿Q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权斗反腐本可笑，鸿机原来不知书。

于是，纵然中国历史上不乏比干，屈原，不缺越中四谏，戍午三子，甚至在评书中，读到那些流血金鸾殿，横尸玉阶前的清流言官们，往往热血沸腾。但是武死战，文死谏在一遇到制度反腐这四个字，就往往显得黯淡无光了。

1945年7月份，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黄炎培周期律”。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氵孛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有且只有在我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可能有效制约甚至杜绝腐败问题，因为我们走的是集体决策，程序公开，民主监督的道路，权力的一整套运行逻辑都形成了有效制衡和完美闭环。

又回到清末。

八国联军攻占紫禁城，慈禧西狩，岑春煊救驾有功得到赏识。回京后，慈禧问他赏赐，他进一步表忠心,“奴才什么也不要，只愿意做老佛爷身边的一条恶犬，替老佛爷看家护院”。可是，在他和瞿鸿机运用御史赵启霖这颗棋子，企图扳倒奕劻，“暴露”了以后，慈禧就说了自己对于言官御史的真实态度：

“这没影儿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贪官也好，清流也好，都成了统治者的家奴，成了制衡别人，或者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的的工具。

齐王用晏子为相，也爱和一些近臣游玩。晏子认为这样不行啊，齐王说，寡人用你这样的贤臣处理政事，用他们那样的小人放松身体，两不耽误。正所谓“用贤臣以固其本，用佞臣以逸其身”，以善于劝谏，口齿伶俐著称的晏子，对于如此“合情合理”的话，竟然一时间无力反驳，还要明着给他点赞呢。

同样的事情，乾隆做的更明显了。他知道和珅是个大贪官，但就是离不开他。然而乾隆可不像齐王那么直白，损害了了自己“十全老人”的清誉，就说是给自己儿子留下了一笔遗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对自己的臣子贪墨的底线，取决于统治者自己的忍耐程度。

《大明王朝1566》里，嘉庆评价鄢懋卿巡盐，朕的钱，五分他们拿了两分，朕也认了，可是拿了三分，还说什么“为朕分忧，敢辞其劳”？大明朝的官俸是历朝最低的，所以嘉庆的忍耐程度也算的上是很高了，但如此“高薪养廉”，好比苏洵《六国论》里所说：“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比起眼前只要在接受程度上的那么点小钱，统治者更注重的，是驭臣的平衡之术，这才是“为万世治安策”。

唐太宗时期，诸位太子相争，岑文本对蜀王李恪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皇上不喜欢臣子争的你死我活，可更怕他们不争，他们互相不争，就会和皇上来争。”

因此，王翦在率领秦国倾城之兵攻打楚国时，还要求些赏赐，萧何在替刘邦管理汉中后院时，还要占些土地，梁山好汉在吃饱喝足后，总要在似乎不经意间，做些放浪形骸的举动，将自己那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当作彼此纳上的投名状。

再次谈到《大明王朝》，剧尾嘉靖对儿孙作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传家正言，可谓对这个道理再次做了形象化的概括。

君既不是山，臣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只要朕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没有整个封建制度的涤旧荡新，想搞内部反腐的自我制约，或者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而对于往往自认为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官员，却成为了挽救专制政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徐阶，高拱，张居正协手倒严，徐高二人认为应该派人去浙江盯严党的梢，张居正认为大可不必。

由于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早已根深蒂固掌握了几乎臣子能掌握的一切资源，在正面击倒它，已无可能，或无任何胜算。

在张居正看来，干脆睁只眼闭只眼，由得他们去作奸犯科，兴风作浪。太强悍的组织，有了对手，反而有了进化自己的动力，没有了之后，反而在内部会劣币驱逐良币，最终亡于内耗，走向瓦解。

因此在中国好人的眼里，坏人如果一点不顾及好人的感受，人不灭他，“老天”也会收了他，以前一直觉得是消极愚昧主义，现在细细一体味，还真是有么点道理。

清末立宪骗局被揭穿后，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安徽按察使联裕审问他为什么要刺死恩师，徐锡麟慨然回答，他不但要刺死恩铭，还刺杀端方，铁良，载沣，可盘审他的联裕，却没有资格死在自己的枪口下。

在徐眼里，清国固然已经腐朽不堪，但如果让端方这些还算能臣的人起了势，保不齐还能支撑它保的苟延残喘，而像联裕这样的贪官庸臣，只会加速清朝的败亡。

说了这些故事，并不是说，腐败查的不对，贪官抓的不好，只是要说，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皇权不受任何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个问题，无解。

也许在《走向共和》讨论新官制中，袁世凯和铁良的对话已经做出了回答。

袁世凯：懿旨立宪，首定新官制，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内阁操持行政，担当一切风险。这些本来都写在预备立宪的诏书中，圣谕煌煌，已成根本大法。诏书颁布之日，举国欢庆。诸位军机，诸位王爷，也是言之凿凿，千难万险，誓死立宪。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倒让我犯了琢磨。先是千夫所指，我成了百官的对头；继而军机不释，亲贵仇寇，我已是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问问各位王爷，这大清无论如何兴革，首先是你们家的不是？当然是。世凯再想问问各位王爷，大清立宪，是不是为保你们一姓君主，绵延万年？没错啊。世凯三问各位王爷，为保君主万年，牺牲一些王爷们的权利和利益，值不值得？值啊。世凯四问各位王爷，世凯总督直隶，官当得好好的；手握北洋，事办得舒舒服服的，我干嘛一定要趟新官制这趟浑水呢？不必呀。世凯五问各位王爷，我袁世凯是那种不识时务、不知深浅、不懂应酬的人吗？我不懂得最粗的腿是王爷们的大腿，最好吃的饭菜是王爷们的残羹，要想在朝廷上立足，在地方上办事，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得罪那些军机大臣，要会巴结皇亲国戚，我袁世凯不懂吗？我懂！那我为什么要得罪你们这些个军机大臣，要得罪你们这些个王爷呢？我疯啦。

铁良：好感动人哪，都说袁大人是一代枭雄，今日所见，却是一位救我大清江山的盖世英豪，真是君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惜，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说一千道一万，你们可曾听到袁大人说过一句，新官制的责任内阁里，可有咱们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