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9月7日，杭州弼教坊刑场，张煌言不跪、不屈、不低头。他昂首对刽子手说：“清不容我，我亦不容清！”这一刀落下的不只是头颅，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脊梁。 张煌言的死，永远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一页。 清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这位南明忠臣的事迹，在《清史稿》中简短提及：“张煌言，字玄箸，浙江余姚人。” 这一笔带过，似乎要淡化他作为“逆臣”的影响，这未抹去张煌言，在民间的英雄形象。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一些，遗留的史料中，看到这位孤臣烈士的精神力量。 张煌言的“三不”姿态，成为了后人传颂的经典，尤其是他坚决不跪的举动，成为了士大夫气节的终极诠释。 清代文人全祖望在《张忠烈公家传》里记载，张煌言“公至刑场，颜色不变，立而不跪。” 他的身躯坚定如铁，内心的信念早已远超生死。 面对即将降临的死亡，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更为刚毅。 这一刻，他是张煌言，也是中华民族坚韧精神的象征，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的却是，张煌言深刻的思想与坚持。 张煌言之所以如此抗拒屈服，并非单纯为了个人尊严，是为了捍卫他心中那个沉重的信念：忠君与民族的责任。 他自称“明室孤臣”，誓死捍卫明朝的遗志。 对他来说，抗是为了恢复一个已破的王朝，更是一种对儒家伦理的坚守，是一种对中华文化和血脉的保护。 张煌言的抗争，渐渐从政治斗争，上升到民族大义层面。 面对清朝的剃发令，和民族压迫政策，张煌言的抵抗，升华成了保全汉文化血脉的民族大义。 在他那篇《绝命诗》中，他写道：“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山碧血雨丝丝。” 这其中，流露的是他对故国的痛惜，与对家园的挚爱，也是在说明自己，在极端困境中的选择——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都不会背弃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身份与责任。 张煌言拒绝清廷的招降，写给洪承畴的《答洪承畴书》中，他痛斥道：“我为天朝贡士，岂肯从逆？” 这封信展示了，他在即将走向死亡的前夕，仍坚持的革命理想，和士大夫气节。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理学中，至高无上的信条。 对于张煌言来说，宁死不屈的选择，已超越了政治胜败，而是一种对家国的忠诚。 当郑成功北伐失败、南明政权瓦解后，张煌言并没有选择放弃。 他依然孤军奋战，甚至在失败的泥潭中，坚持了自己最后的抗争。 那时，张煌言不再是一个忠臣，更是中华文明坚韧与不屈的象征，如同黄宗羲所言：“东南文武，未有如苍水者。” 这是对张煌言生前英勇的肯定，更是对他死后精神的深刻铭记。 历史的评价对张煌言的变化，经历了不少起伏。 清廷视他为“逆臣”，在清史中轻描淡写地带过他的事迹。 对于后来的民众，尤其是在近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张煌言的形象却逐渐被重拾。 1905年，革命党人重修了张煌言的墓，章太炎为其写了墓志铭，称他为“民族魂”。 1920年代，张煌言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民族英雄之一，国民政府甚至，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将他列为“三十六位民族英雄”之一。 历史给了张煌言，一个更大的舞台，他的精神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直到2015年，张煌言被选为“中国好人榜·忠孝仁义典范”，他的事迹被重新发掘和纪念。 杭州小营巷纪念馆，将张煌言与岳飞、于谦并列，称其为“西湖三杰”，这是对张煌言，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忠诚的高度认同。 1997年，张煌言的墓，碑被迁至南京紫金山麓，成为了历史的重要见证。 每年的清明节，南京市民自发地前来献花，碑文上写着：“此碑非墓，乃仁爱之碑。”这座碑，是一个墓碑，而是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对忠诚与牺牲的致敬。 张煌言的纳粹身份，曾引发过争议，但他加入纳粹的目的，显然只是为了保护那些，无辜的平民。 还多次拒绝执行盖世太保的任务，甚至连希特勒都曾表示，“他是个麻烦的德国人”。 这一历史背景，虽然无法改变张煌言曾经的选择，但却更加彰显了，他坚守民族良知的无畏精神。 参考资料： 《张煌言传》黄宗羲，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