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的几个民工在山上凿石刨土，凿掉17米后，一民工突然发现镐头下那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10多个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出现在他眼前。 1983年6月9日，广州北郊象岗山上，骄阳似火。几十名民工挥汗如雨，伴着推土机的轰鸣声进行凿石刨土工作。这座海拔仅49.71米的小山包已被凿掉了17米高度，工程进展顺利。 正当工人们干得起劲时，一名民工突然发现情况不对——他铁镐下那些风化得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这些石板非同寻常，每块足有5平方米大，重达3600公斤。 ＂这下面有东西！＂工人们放下工具，找来长尖的铁镐插入石板之间的缝隙开始撬动。在低沉有力的号子声中，缝隙逐渐扩大。当一道阳光穿过石板的缝隙照射进去，工人们惊讶地发现石板下竟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消息很快传到了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初步勘查，确认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石室古墓。事关重大，考古队迅速向上级报告。仅20分钟后，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就赶到了象岗山。 麦英豪掏出装有五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从缝隙中向下窥视。随着手电光柱的移动，他先是看到用石块砌垒的墓壁，硕大的石制墓门，以及墓室中一堆凌乱不堪的器物。这堆零乱的器物中，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格外显眼。凭借多年经验，麦英豪初步判断这应是两千多年前汉代的一座石室墓葬。 那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国。那一年冬天，经过激烈战斗，存在了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此后，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度渐渐被人遗忘，其王室的陵墓也隐藏在岁月的尘埃中。 为了进一步确认墓葬情况，当天晚上十点，麦英豪率领几名考古队员悄悄回到了象岗工地。他让黄淼章拽着一根绳索从裂隙进入墓穴探查。当黄淼章借助手电光亮穿过一条过道，跨入厅堂的一个耳室时，眼前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硕大的铜壶、铜缸、铜提桶、铜钫和无数的玉饰散发着灿烂光芒，令人震撼。 按照麦英豪的指示，黄淼章精心挑选了一件大玉璧、一个铜编钟和一个陶罐带出墓穴。这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证明这座古墓价值非凡。随后，他们向北京的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详细汇报了发现情况。 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博物馆三方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开始对这座神秘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随着抢救性发掘的深入，象岗古墓的奢华程度让所有考古人员感到震惊。在东耳室长5.24米、宽1.75米的空间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套保存完好的铜编钟。其中一套钮钟共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下方，整齐地悬挂于早已朽腐的木制横梁上。与之相连的还有5件甬钟，同样按大小顺序摆放在耳室东侧的地面上。每件编钟外表都保留着丝绢包裹的痕迹，尽管历经两千多年，仍散发着独特的光辉。 而在东耳室的后壁，考古人员发现了8件青铜句鏙，这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这些器物上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篆文，证明其制作于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这一时间点非常关键，因为此时南越第一代王赵佗已经去世，在位的应该是他的孙子赵眜。 西耳室的发掘同样让人惊叹。这里总共出土了36件铜鼎，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一个古墓拥有如此数量的铜鼎，无疑表明墓主人的尊贵身份。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发现了一件铜虎节。这种在外交和军事上作为信符的重要物件，在整个岭南地区是唯一一次发现，堪称国之重宝。 当考古人员打开第二道石门进入后室时，更大的惊喜等待着他们。在主棺室中，他们发现了一套丝缕玉衣。根据玉衣的整体尺度，可以推算出墓主人身高约170厘米，体型较为瘦削。这套玉衣由2291片玉片组成，是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玉璧上，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物件。仔细擦拭后，一枚龙钮金印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枚金印上盘踞着一条S形游龙，龙首微昂，做腾跃疾走之状，透出一股威严神圣之感。当麦英豪小心翼翼地翻转金印，印面上赫然可见四字篆书＂文帝行玺＂。这一发现立即确认了墓主人的身份——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 赵眜是赵佗之孙，公元前122年去世，谥号文王。翻开历史，他的一生充满了无奈与挣扎。在他在位期间，南越国受到汉朝与闽越国的双重压力。当闽越国发兵侵略边界时，赵眜向汉朝求助。然而，汉武帝借机要求赵眜入朝谢恩。无奈之下，赵眜只得派太子赵婴齐代为入朝。此后，赵眜一蹶不振，南越国国力日益衰弱，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最终被汉武帝灭国。 在东侧室的清理中，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三颗铜印，以及一枚＂右夫人玺＂的龟钮金印和一枚＂赵蓝＂字样的象牙印。这表明，赵眜身边至少有四位地位不同的妻妾，其中龟钮金印的拥有者地位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