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农民蒲运海送儿子去参军，3年后，他接到了儿子牺牲的噩耗。然而，当看到

1976年，农民蒲运海送儿子去参军，3年后，他接到了儿子牺牲的噩耗。然而，当看到烈士证书时，蒲运海傻眼了 1979年初春，中越边境战事正酣。某部侦察连长蒲仕平奉命率部下登上高地，监视敌军动向，确保我军顺利撤出战场。 更让人心痛的是，敌军为了毁尸灭迹，竟然放火烧毁了蒲仕平的遗体。当战友们带着增援部队赶到时，蒲仕平已经遍体焦黑，面目全非。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就连身上的识别牌都难以辨认。负责登记牺牲将士名单的战士，误将蒲仕平的名字记成了＂卞仕平＂。 消息传回故乡，蒲仕平的父亲蒲运海悲痛万分。蒲运海曾一次次叮嘱儿子在部队要努力工作，将来建功立业，他想着有朝一日把儿子接回家，给他娶妻生子，过上安稳日子。如今儿子却为国捐躯，再也回不来了。 更令蒲运海疑惑的是，部队寄来的烈士证书上，赫然写着＂卞仕平＂的名字。蒲运海百思不得其解，反复确认儿子参军前的身份信息，生怕是自己记错了。可无论如何，那个名字就是对不上号。蒲运海心存一丝侥幸，或许儿子并没有牺牲，而是失散在了异乡，总有一天会回来。 蒲运海出生在四川阆中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刚成立不久，城市里或许有了些新气象，可在这穷乡僻壤，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他年轻时娶了媳妇，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蒲仕金，小儿子叫蒲仕平。可惜好景不长，妻子在小儿子出生后第三年得了重病，村里没医生也没药，没多久就去世了。剩下蒲运海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 到了1976年，蒲仕平已经21岁，长成了个结实的小伙子。那年村里来了征兵的干部，敲着锣挨家挨户喊年轻人报名。蒲仕平一听，眼睛都亮了，这回机会来了，他当天就报了名。 体检那天，蒲仕平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站得笔直，顺利通过了检查。几天后，他穿着崭新的军装回了趟家，肩上还扛着个绿帆布背包。蒲运海瞧着儿子那模样，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家仕平要去当兵了！”大儿子蒲仕金也拍着弟弟的肩膀，叮嘱他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 蒲仕平被分到成都军区112师，训练的地方在云南。部队生活不轻松，每天跑步、爬山、扛木头，晒得皮肤黝黑，可他从没喊过苦。 几年下来，蒲仕平靠着踏实肯干，升成了侦察连连长。1978年，他休假回村探亲，村口摆了桌酒席欢迎他。乡亲们围着他问东问西，他笑着说：“部队苦是苦，可值！” 1979年初，中越边境局势紧张，战争的炮声打破了边疆的平静。蒲仕平的部队接到命令，紧急开往前线。他没来得及跟家里告别，就带着侦察连上了战场。那年他才24岁。 3月的一天晚上，部队奉命转移阵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蒲仕平带队走在前面，突然一阵枪声响起，越军埋伏在暗处，发起了袭击。 战斗持续了半小时，敌人火力太猛，蒲仕平腿上中了一枪，血流了一地。他咬着牙继续指挥，直到最后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口，倒在了泥地里。战友们拼死反击，终于击退了敌人，可回头一看，蒲仕平已经没了气息。 更糟的是，越军撤退时往阵地上泼了汽油，放火烧尸体，想毁掉痕迹。等战友们扑灭火，抢回蒲仕平的遗体时，只剩下一半被烧焦的残骸，连模样都认不下了。收拾遗物时，一个年轻战士负责登记烈士名单。他文化不高，手忙脚乱地把“蒲仕平”写成了“卞仕平”，这份错误就这么留在了档案里。 蒲运海接到消息时，正在田里锄地。村干部拿着一张烈士证书和一个装着骨灰的小盒子找到他，说：“你儿子牺牲了。”证书上写着“卞仕平”，蒲运海愣住了，反复问：“我儿子叫蒲仕平，这卞仕平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咋回事，只说部队送来的就是这个。 蒲运海不信。他抱着骨灰盒坐在门槛上，整整一天没说话。晚上，他把证书翻来覆去地看，想从那几行字里找出点线索，可怎么也想不通。 可那时候战争还没完全结束，云南边境不让外人进。蒲运海只能托人打听，可没人知道“卞仕平”葬在哪儿。几年后，战事平息，烈士们被安葬在各个陵园，从广西到云南，散得到处都是。 他开始攒钱，攒够了就坐长途车去外地。每到一处陵园，他就挨个墓碑看，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风吹日晒，他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可还是没找到。 时间一晃到了2016年，蒲运海86岁，腿脚不利索，走路得拄拐。就在这年，有人辗转告诉他，云南屏边县有个烈士陵园，里面埋了个“卞仕平”。蒲运海一听，眼泪哗哗往下掉。他跟大儿子蒲仕金说：“不管是不是，我得去看看。”蒲仕金找人帮忙写了申请，终于在2017年春天，父子俩带着一小袋家乡的土，坐了整整一天的车，到了屏边县。 2017年4月，屏边县烈士陵园里开满了野花。蒲运海在蒲仕金搀扶下，慢慢走到一座墓碑前。碑上刻着“烈士卞仕平，1979年3月牺牲”。蒲运海盯着那几个字，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儿子，我来看你了。” 陵园管理员后来查了档案，确认“卞仕平”就是蒲仕平，当年的笔误害得这家人找了大半辈子。蒲运海没怪谁，他说：“能找到就行，我这辈子也算有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