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不排斥佛教？毛主席：信佛之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 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的转战过程中，途经佳县南河底村。 这个小村落位于有名的白云山脚下，白云山上有一座白云寺。 毛主席对这一名胜之地早有所耳闻。 当毛主席和随行的李银桥走到寺庙时，毛主席询问李银桥是否见过寺庙，李银桥回答只是见过一些小庙。 当毛主席提议参拜白云寺时，李银桥表示寺庙不过是一些迷信之地。 毛主席则告诉他，寺庙不仅仅代表迷信，更是文化的象征。 路上，毛主席坚决拒绝骑马，选择步行前往。 实际上，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她深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并将这一信仰传递给了毛主席及其兄弟姐妹。 文七妹曾多次遭遇胎儿夭折的痛苦，为了保证儿子健康成长，文七妹决定通过佛教的方式为儿子祈求保佑，她让毛泽东拜了几位亲戚为“干娘”，其中包括七舅妈和一块石头。 随着毛泽东逐渐长大，他接触了诸多思想启蒙老师，其中李漱清对他影响深远。 李漱清主张将庙宇改作学堂，倡导知识和理性。 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逐渐转向理性主义，他认为，佛教的某些教义和共产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相通的，尤其是佛教中的慈悲和平等思想。 在此之后，毛主席在多次革命活动中参访寺庙。 在1948年，毛主席与中央机关一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途中，因大雪封山，毛主席等人途经五台山。 毛主席在此驻足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五台山的各大寺庙，并与一位青海籍的喇嘛展开了对话。 在讨论佛教经典和寺庙的命运时，毛主席强调，在中国解放后，必须保护好寺庙和文物。 毛主席在与喇嘛和其他僧侣交流时，逐渐认识到，佛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他认为，佛教的教义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这与共产党为人民群众谋求福祉的目标并无冲突。 1950年代，毛主席在与西藏的宗教领袖会谈时提到，佛教的教义有着普度众生的理念，这与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十分契合。 他认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与共产党人在关注贫苦人民、反对压迫方面具有共同点，二者可以相互合作。 此外，毛主席不仅翻阅《金刚经》、《华严经》和《六祖坛经》等佛教经典，在1959年的一次讲话中，毛主席借用孙悟空的故事来形容社会上某些势力无法逃脱历史的制约。 抗战中，巨赞法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巨赞早年在江阴师范学院和上海的大夏大学学习，积极参与当时的爱国活动。 1929年，他悄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领导过多次地方性的抗议活动。 面对通缉的压力，他最终逃往杭州，隐居于灵隐寺。 巨赞法师初时并未立志出家，而是在寺中以静心修行为主。 然而，他逐渐感受到佛法的魅力，并决定剃发出家。 1931年，巨赞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法号“定慧”，此后改为“巨赞”。 出家后的他，潜心修习佛教经典。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巨赞法师首先在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在这些地区积极组织佛教徒参与抗日活动。 在南岳，巨赞法师通过组织僧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开始组织一批青壮年僧侣接受战时知识的培训。 这些年轻僧侣学习了政治常识、军事策略、救护技能等内容。 完成培训后，巨赞法师将这些僧侣组成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并带领他们前往长沙、江西、重庆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僧侣们不仅广泛散发由巨赞法师亲自撰写的《告全国同胞书》，还以传单、标语等形式宣扬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 这些传单内容中，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文字，鼓励民众为国家、为民族奋勇战斗。 巨赞法师的号召，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 巨赞法师的宣传活动甚至吸引了第九战区政治部的邀请。 抵达长沙后，他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继续开展宣传工作。 无论是在街头、戏院，还是各类集会场所，僧侣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人群中。 通过他们的呼吁，民众纷纷捐款捐物。 长沙之行结束后，巨赞法师和他的团队继续前往衡阳、湘潭等地。 在衡阳的一次空袭中，市民死伤惨重，巨赞法师迅速组织寺庙为伤员提供救治，并为死难者家属募捐。 1940年应广西佛教会理事长道安法师的邀请，前往桂林避难。 在桂林，巨赞法师还开始主编《狮子吼》月刊。 在这一期间，他以“巨赞”、“万均”等笔名，发表了五篇深刻的佛学文章。 巨赞法师的文章中引发了更多人对抗战的支持。 随着抗战的胜利，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继续在灵隐寺钻研佛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巨赞法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僧袍为装束的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宗教与民族的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1]刘运好.玄释之道:中国佛教本体诗学的二重本原[J].学术界,2025(2):3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