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在追击马家军残匪时，司号兵杨忠孝打死了一个穿着与众不同的匪徒，战士们围观后，说：“穿得这么阔气，怕是个大官。” 被打死的这个匪徒，是青马的骨干军官马英，当过骑兵旅长。 8月，在解放军进攻兰州之际，马步芳仓惶逃往西宁，将指挥权交给了儿子马继援。 8月22日傍晚，马继援失去再打下去的信心，给马英打电话：“马英，你即刻率骑八旅赶赴化隆的甘都，死守黄河沿线，绝不能让共军通过，务必全力而为。” 马英立即整队，率领骑八旅沿着甘青公路，在夜色中匆忙西进。 部队抵达民和享堂时，眼前的景象让马英的一脸愁容，连日的暴雨使得黄河水势暴涨，而骑八旅的渡河工具，仅是几条破旧不堪的木船。 马匹受河水咆哮的惊吓，嘶鸣不断，难以拉上船，渡河的难度很大。马英在马继援的连番来电催促下，只得硬着头皮下令，让士兵拉着马匹，徒涉强渡。 汹涌的河水不断将渡河的队伍冲散，尤其是马匹，纷纷不受控制。好不容易渡河后，马英清点兵力，有近百人不知所踪，至于马匹，那就损失更大了，只有二百多匹马登上了岸。一番操作下，马英的骑兵旅，变成了步兵旅。 8月26日，在兰州、临夏的青马部队全线溃败，马英的骑八旅先是接到 “向岔口驿集结” 的指令，随后又被要求回防西宁。 解放军进军神速，一个团的先头部队，经过连续三天两夜的急行军追击，将骑八旅团团围住。 这时，传来了西宁解放，马步芳、马继援父子乘飞机逃离的消息，骑兵旅官兵顿时人心惶惶，无心再战。马英见大势已去，下令投降。从解放军完成包围，到骑八旅投降，前后不过几个小时。 解放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将骑兵旅的下级军官、士兵全部释放，并给他们发放了路费和通行证。马英等连长以上军官，被送去解放军设在西宁的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 然而，马英表面上接受安排，内心却将投降视为 “缓兵之计”，暗自盘算着如何“东山再起”。 不久后，当马英得知解放军驻青海的部分主力部队奉命调往新疆等地执行任务时，认为机会来了，他以 “回家居住” 为借口，趁机逃离西宁。 马英和那些不安于现状的青马军官暗中联络，召集散落在各地的旧部，阴谋策划叛乱。 12月5日拂晓，马英带着数千匪众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桥头镇、大通县城等地。驻守桥头的是解放军三师一个骑兵营的营部和两个骑兵连，驻守大通的是三师的九团团部和两个骑兵连）。 驻守的解放军，一面做好防御准备，一面紧急向西宁的第一军联络求助。 接到匪情报告后，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气愤的说：“这个马英，竟敢再次兴风作浪，简直是自不量力。” 政委廖汉生说：“必须立刻制定作战计划，绝不能让叛匪的阴谋得逞，一定要尽快解两地之围，不让群众遭到匪徒的戕害。” 两人迅速召集参谋人员，商讨作战方案，决定先派三师师长兴中率领两个营赶赴桥头和大通增援，以解燃眉之急。 傍晚时分，贺炳炎又命令第一军二师六团一营由副团长张祖台率领，炮兵团的一个营由该团副团长阎廷明率领，从西宁迅速赶往桥头镇，负责巩固桥头据点，确保西宁经桥头到大通、门源的交通道路安全。 战斗打响后，马英亲自指挥上千匪徒围攻驻硖门的解放军四连。四连指战员，面对十倍于己的匪众，依托简易工事，顽强抵抗。 关键时刻，九团政委余金龙率领驻大通县城的部分战士及时赶到，将四连接回县城。 马英见状，恼羞成怒，大喊道：“都跟着我走，一定要拿下县城。” 大通县城内，群众们纷纷协助守城，和解放军并肩奋战。马英指挥匪众进攻了一夜，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城墙。 6日，解放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守军内外夹击。一时间，喊杀声震天，马英的匪众被击溃，其中被击毙三百多人，被俘五百多人。 马英贼心不死，在11日黄昏，他收拢残部后，对着几个亲信说：“共军分兵救援，桥头必然空虚，我们去袭击煤窑沟煤矿，只要断了共军的燃料，他们就撑不了多久。” 随后，马英派部分匪徒趁着夜色，偷偷袭击距桥头不远的煤窑沟煤矿。解放军桥头的守军，派出一个连赶到煤窑沟，经过一番激战，将这股匪众歼灭。 12日下午，马英认为解放军分兵救援煤窑沟后，桥头必然空虚，于是率领六百多匪众抵达桥头南山阵地，吼叫着：“这次一定要拿下桥头，谁退缩，就地枪毙。” 解放军守军顽强抵抗，一次次将匪众击退。 13日，解放军一个骑兵营赶到，与桥头部队协同作战，击溃了匪众。在追击过程中，司号兵杨忠孝眼尖，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逃窜的匪徒，他抬手就是两枪。匪徒应声倒地。 战士们来到那具尸体旁查看，发现这个匪徒的穿着与其他喽啰明显不同，检查时，从身上搜出了几块黄金，还有一枚刻着 “马英之印” 的印章。 解放军营长不敢耽搁，马上联系第一军军部，详细说明了情况。 第二天，从西宁来了一名曾在马步芳部队任职的军官，军官仔细辨认后，确定被击毙的匪徒正是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