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有一个我们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低人权优势，为什么中国会错过大航海时代，因为当时出海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要是学他们那么干，老百姓早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可西方人愣是挺过来了，为啥？因为他们骨子里就认这个。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明朝的宝船规模远超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但这种官方主导的航海活动缺乏持续动力。 朝贡贸易体系下，明朝需要承担巨大的财政负担来换取"万国来朝"的政治虚荣，这种不计成本的消耗最终导致航海活动被废止。 相比之下，欧洲航海家背后站着渴望黄金的商人和冒险的贵族，他们将殖民掠夺视为财富密码，这种资本驱动的探索具有天然的扩张性。 欧洲社会特有的"长子继承制"加剧了这种扩张需求，次子们无法继承家业，只能通过冒险寻求出路，这种生存压力转化为殖民开拓的动力。 而明朝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科举制度为寒门提供上升通道，底层民众缺乏背井离乡的必要动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使得统治者无法像欧洲那样大规模牺牲底层生命进行冒险。 当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时，船员死亡率高达83%，这种近乎残酷的代价在欧洲却被视为必要的投资。 当时欧洲的航海冒险家们普遍采用"私掠许可证"制度，允许海盗行为合法化，这种将人性异化的制度设计，使得殖民者能够在新大陆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而明朝即使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也坚持"宣德柔远"的和平理念，这种文明基因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西方的殖民模式。 地理大发现本质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过程，其背后是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和黑奴贸易的血泪史。这种"低人权优势"的代价，是建立在无数生命的苦难之上。 当欧洲通过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积累时，中国正沉浸在传统农业文明的余晖中。两种文明路径的选择，折射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历史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