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的总指挥就是刘峙，这么重要的大型战役为何让“猪将军”刘峙担当一把手？ 1892年，刘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一个普通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巨变，清王朝摇摇欲坠之际，年轻的刘峙加入了革命阵营，参与了辛亥革命，这成为他军事生涯的起点。 随后，刘峙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与其他军校同学建立的联系，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保定军校毕业后，刘峙的军事生涯逐步攀升，最终在黄埔军校担任战术教官，这使他在蒋介石建立的军事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作为黄埔军校早期的战术教官，刘峙对一代国民党军官的培养有着直接影响。胡宗南、杜聿明、孙元良、邱清泉等日后的国民党重要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这种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军队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为刘峙赢得了一定的尊重和地位，即使他的实际能力有限。 刘峙在军中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人际关系网络。虽然他不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但作为保定军校的＂师弟＂和黄埔军校的早期成员，他与蒋介石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经历，这为他赢得了蒋介石的初步信任。 更为关键的是，刘峙在黄埔军校期间成功地与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蒋介石的核心亲信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使他在国民党军中形成了独特的人脉优势，被视为少有的＂关系户＂。 刘峙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颇为高明。他善于在不同派系之间周旋，既不得罪蒋系核心人物，又能与桂系、滇系等地方实力派保持适度联系。这种平衡术使他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获得晋升。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当许多将领因战争失利而被降职或调离前线时，刘峙却能凭借其关系网络保持相对稳定的职位和影响力。 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蒋介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用人标准，这些标准直接影响了淮海战役前的军事人事安排。蒋介石用人的首要标准是忠诚度。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蒋介石深感忠诚比能力更为重要。他宁可用一个能力平庸但忠心耿耿的将领，也不愿启用一个才华横溢但立场可能不稳的将领。 关系与人脉是蒋介石用人的第二标准。浙江老乡、保定军校校友、黄埔系将领，这些具有特定关系背景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的环境下，这种基于关系的用人方式有助于蒋介石巩固自己的权力核心。 资历与经验则位列第三位。在蒋介石看来，长期追随自己的老部下比新晋将领更为可靠。这也是为什么黄埔早期的教官和学生在国民党军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之一。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刘峙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向蒋介石证明忠诚的关键一役。当时，国共合作正处于紧张时期，蒋介石策划了这一事件以打击共产党的影响力。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在这个过程中，刘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积极参与反共活动。这种＂早期反共＂的表现使蒋介石对刘峙的忠诚深信不疑。在蒋介石看来，像刘峙这样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前就明确表态的将领，是绝不可能有＂通共＂嫌疑的。 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对蒋介石而言尤为珍贵。由于黄埔军校是国共合办的，许多黄埔系将领都与共产党有过接触，甚至蒋介石自己的生命也曾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使蒋介石对多数将领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唯有那些像刘峙一样＂证明过忠诚＂的人才能获得他的充分信任。 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内部派系分化已经达到了严重程度。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与蒋介石中央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方实力派也各自为政。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地区作为华东与华北的连接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徐州意味着能够遏制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东的联合行动，对国民党的全局战略至关重要。 在选择徐州＂剿总＂司令时，蒋介石面临多位候选人的抉择。杜聿明作为黄埔一期的优秀毕业生，军事才能出众，但他与陈诚、顾祝同等人关系紧张，且在东北战场的失利使蒋介石对他产生疑虑。孙元良虽然是黄埔嫡系，但他曾与民主人士有过接触，在蒋介石眼中存在＂通共＂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虽然刘峙的军事能力有限，但他满足了蒋介石对忠诚、关系和资历的全部要求，同时又没有明显的派系倾向，成为了最＂安全＂的人选。 蒋介石将淮海战役这样重要的大型战役交给＂猪将军＂刘峙指挥，反映了他用人唯亲忠的战略缺陷。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才能和实战能力是决定战局的关键因素，而蒋介石却过分看重个人忠诚和关系网络。 蒋介石对刘峙军事能力的估计也存在严重偏差。虽然刘峙早年确实取得过一些战果，但那多是在装备和兵力占优的情况下。面对经验丰富、战略灵活的共产党军队，刘峙的指挥能力明显不足。蒋介石忽视了实战能力在大型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误判最终导致淮海战役的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