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0岁的阎锡山娶了16岁的徐兰森，洞房花烛夜，他却对徐兰森直言：“你嫁过来主要是为了生孩子延续家族血脉，我和徐竹青才是真心相爱。”
1948年7月，山西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阎锡山的残余势力仍牢牢盘踞在太原，但已没有反抗的力量。他命人准备了大量氰化钾，打算在城破之时，带领亲人和亲信集体自尽。然而，熟悉阎锡山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他的一种做样子而已。
实际上，阎锡山早已意识到大势已去，早早开始为自己的逃亡做准备。随着1949年初北平的解放，阎锡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月29日，他乘坐飞机悄然离开了太原。几天后，太原终于被解放，山西的阎锡山时代宣告终结。
据传，阎家祖先在明末清初定居于山西五台县的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阎家世代从事农耕与打工，虽然辛劳却依然难以摆脱贫困，家族成员的姓名甚至没有一代代留下。直到阎锡山开始发迹，阎家父亲阎书堂才请来一位举人，开始为阎家修族谱。
阎锡山于1883年10月8日出生，父亲阎书堂给他取名“万喜”。万喜5岁时母亲去世，继母进门后，他被送到外祖母家寄养。9岁时，他进入学堂，但却对读书不感兴趣，反而对做生意产生了浓厚兴趣。16岁时，万喜决定放弃学业，开始投身商界，到父亲的钱庄当学徒。万喜在学做生意时非常投入，但好景不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阎家的钱庄也随之垮台。阎书堂带着儿子逃到太原，躲避债务。
1902年，山西武备学堂开始招生，阎书堂与儿子商量后，决定让万喜放弃商界的打算，转而从军。为了给儿子命运转机，阎书堂请了一位算命先生为万喜算命。算命先生指出万喜五行缺金，建议改名为“锡山”。
1914年的一个春日，山西太原城内阎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一天，时任山西都督的阎锡山迎娶了年仅16岁的徐兰森。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这桩婚事看似再合适不过——新娘的父亲是阎锡山的启蒙恩师，两家更是世交。然而，就在这洞房花烛夜，30岁的阎锡山却对年轻的新娘说出了一番令人心寒的话，表明这场婚姻不过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他的真爱是徐竹青。
这桩婚事要追溯到一年前。1913年，徐兰森刚满16岁，正是豆蔻年华。她出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聪慧。阎锡山的父母早就注意到这个伶俐的女孩，加上念及其父亲对阎锡山的教导之恩，便起了结亲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婚姻往往是家族之间的纽带，个人感情反倒显得微不足重。
徐兰森原本姓许，嫁入阎家后改随丈夫姓徐。这是一个颇具深意的改变，因为阎家大太太徐竹青也姓徐。按照阎家的规矩，两人以姐妹相称。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实则暗藏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孩子们的称呼中，徐竹青是＂妈妈＂，而徐兰森只能是＂姨＂。
婚后的日子里，徐兰森逐渐适应了阎家的生活。她深知自己的职责，也确实不负所望地为阎家添丁进口。随着孩子的出生，阎锡山对她的态度，也与新婚之夜的冷淡判若两人。在那个年代，＂母凭子贵＂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徐兰森通过生育获得了家族的认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阎锡山对她愈发亲近。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归国，途中经过朝鲜的见闻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写道：“我途经京城时，正好遇到朝鲜的大臣下朝，大家都沿着墙边的小路走，每行几步，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头偷偷看我，那眼神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充满恐惧。因为我穿着西装，看上去和日本人无异。而朝鲜的大臣，他那可怜的模样表明，他经常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所以不敢直视我，也不敢正大光明地走路。”阎锡山还提到，到了平壤后，他看到了一座新建的楼房，经询问得知，这竟然是一所妓女学校。他感慨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甚至廉耻都无法自保。”
这些在朝鲜的所见所闻，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告诫自己和山西的官员们：“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救国必须在国家尚未灭亡之前全力以赴。”这些教训促使他全力经营山西。在1940至1944年期间，阎锡山与日本方面有过多次接触，这一时期被许多人视为他勾结日本的表现。实际上，这些接触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仅仅是一些表面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阎锡山的朋友赵戴文曾对他说：“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锡山回应道：“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生存，会利用他们，但绝不会走那条路。”
1949年，阎锡山带着“行政院长”的头衔抵达台湾。蒋介石的用人政策一贯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阎锡山作为曾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人物，曾多次与蒋介石对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介石直接交锋。蒋介石对他一直心存不满，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刚迁至台湾，政权稳定是当务之急，因此对阎锡山尚显宽容。
然而，阎锡山到台湾不久后，便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无能，指责正是这些腐败才让大陆拱手让给了共产党。这些话深深触动了蒋介石的痛处。仅仅三个月后，蒋介石便要求阎锡山交出“行政院长”职务，将这一职务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陈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