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里面有没有好人？肯定有！但就算地主阶级全是好人又能怎样？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南美毒枭还偶尔做慈善呢，墨西哥毒枭古兹曼揪搞过“扶贫秀”。 去贫困地区发放食品、日用品等物资，还组织免费医疗队下乡服务。2023年新冠疫情期间，古兹曼集团不仅发放印有组织标志的口罩，还公开指责政府防疫不力，塑造其“民间救世主”形象。 蛋它却是全球毒品供应链主宰者，犯罪网络横跨美洲、欧洲和亚洲。累计走私可卡因超2000吨、海洛因超500吨、冰毒超1000吨。涉及至少3万起谋杀，导致墨西哥年均损失GDP约500亿美元。 就这么个恶毒玩意，难道偶尔假装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就能改变其恶贯满盈的过去？哥伦比亚毒枭埃斯科巴还在贫民窟搞基建呢，实际是通过社区改造建立制毒据点。他们还对青少年开展反毒品教育呢，实际是物色运毒马仔，太特么黑色幽默了。 这些年，不知道有些人是脑子进水，还是进蛆了，竟然想通过重塑个别地主的仁慈、勤劳等形象，试图洗白地主阶级。比如《白鹿原》白嘉轩，其“耕读传家”形象，就给人一种地主没那么坏的印象。 黄世仁家族宣称其家族发迹史是“三代贫农艰苦奋斗”，黄世仁祖父黄运全“省吃俭用”，买了15亩地，其父黄起龙“知书达理”，将土地扩张至千亩，并塑造其家族“耕读传家”的形象。 魔幻的是竟然有人称其为“周济乡里的黄大善人”，相关视获赞数万，传播超百万次。实际上，他们强制佃户以土地抵押高利贷，年利率达300%，导致杨白劳等家庭卖儿卖女抵债。他们对欠租农民实施私刑，仅1930-1945年就逼死27户佃农。 刘文彩因修建文采中学、安仁镇公路，设立“公益组织”，就被部分媒体吹捧为“造福桑梓”。2024年，刘氏家族高调举办祭祖活动，试图以75桌流水席、650人规模重塑其“乡贤”形象，简直匪夷所思。 实际上，这货强迫四川农民种罂粟，征收“烟苗税”“懒税”等23种苛捐杂税，导致90%农户负债。他组建私人武装“清乡团”，对拒种罂粟者实施活埋、断肢等酷刑。1932年镇压农民暴动，残酷杀害137人。强抢63名妇女为妾，其中19人因反抗被囚禁致死。 周扒皮原型周春富，被部分舆论美化为“勤劳致富典范”，称其“与长工同劳作”“资助长工娶妻”，试图推翻《半夜鸡叫》对地主阶级的文学批判。 实际上，周扒皮拥有200亩土地和数十家商铺，通过“大斗收租、小斗放贷”手段剥削佃户。1947年粮荒期间，他囤积粮食致18人饿死。1950年土改时，其家族被查抄出黄金1200两、银元2.3万枚，证实了其巨额财富来自系统性掠夺。 其实，他们只是通过偶尔“慈善”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目的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比如，刘文彩做的那些“善事”，对比其庄园7米高墙与地下金库藏银28万两，所谓“善举”就是天大的笑话。 这种洗白剥削阶级的现象，全世界都很普遍。经典当属美国电影《乱世佳人》，通过历史修正与美学包装，系统性地美化了南方奴隶主阶层，淡化甚至遮蔽了奴隶制的残酷性。 影片中的奴隶主奥哈拉家族被刻画为“仁慈主人”，奴隶则被视为“家庭一员”。塔拉庄园的奴隶在田间一边快乐劳作，一边哼着小调，充满田园诗意。他们竟然将奴隶劳动浪漫化，情何以堪啊！ 实际上影片中南方奴隶主的“优雅生活”，是由400万奴隶的血汗支撑。在种植园中，奴隶每日工作18小时，监工使用鞭打、烙印、肢解等酷刑维持生产。1850年代的美国南方，每年有约10%的奴隶过劳死。1860年代，南方奴隶婴儿死亡率高达50%。 影片上映后，《芝加哥捍卫者报》批评其“用糖衣包裹奴隶制的毒药”。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盖茨指出，《飘》是“美国最成功的宣传工程，将奴隶制转化为一段温情记忆”。 我们如果丢掉阶级叙事，仅仅以好坏去评价一个阶级，或者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人，那就掉入了他们所设定的圈套。穷山恶水还出刁民呢，但“民”之所以“刁”，并非“民”天生就“刁”，而是因为“穷山恶水”。 所以，评价一个阶级不能以好坏为衡量标准，而是要看它先进或落后，看它对百姓的态度。但地主阶级想要的从来就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们只想维持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让劳动人民依附于他们，任其予取予夺，失去人权自由，乃至生命。 作为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以剥削劳动者为生的寄生阶级，无论某些地主多么善良和温情，都无法改变其阶级剥削的本质。 《红楼梦》中，无论贾母、贾政、王夫人和王熙凤等人多么伪善，哪怕他们允许刘姥姥进园“打秋风”，也改变不了贾府一顿茄子宴需“十几只鸡来配”，修大观园耗银百万两，而底层农民“啃树皮”。 所以，作为普通人，大伙不要被剥削阶级的“慈善”“绅士”和“骨子里的修养”给迷惑，反而忘记了这种所谓“修养”背后所隐藏的血腥与暴力。因为《资本论》早就说了：背叛阶级者，终将成为历史进程的祭品！
叶小小
透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