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带到后准备刑场枪毙，他对行刑人员提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 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逐渐走向进步。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李大钊先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作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潜力。他不仅通过著述宣传这一学说，更在实践中将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的一隅，李大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他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苏俄的关注，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在当时中共弱小的情况下，李大钊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他支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成为第一位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需要更广泛的力量支持，而弱小的中共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力量。 1924年，李大钊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表明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孙中山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李大钊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回北京后，李大钊促成了苏俄与北洋政府的邦交恢复，这一举措使苏联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为革命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外，他还主动联系冯玉祥，讨论消灭北洋军阀的可能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6年3月，李大钊在天安门组织了有十万群众参加的＂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这次活动引发了段祺瑞政府的干涉，最终导致了＂三一八＂惨案。随后，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缉令，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许多国民党人选择逃离北京，但李大钊坚守岗位。在苏联的支持下，他与其他革命者移居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西区兵营，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然而，这一安排很快被日本和法国大使馆察觉，他们向张作霖提供了情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成为捕捉李大钊的关键人物。1927年4月6日，在张作霖的命令下，雷恒成带领三百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西区兵营，李大钊等二十多位革命者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李大钊面临着来自张作霖集团的严厉审讯。在联合法庭上，他并未隐瞒自己的身份和信仰，而是光明正大地承认了自己的革命立场。李大钊清晰地表明了自己为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初衷，并解释了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区别以及左派与共产党的关系。 面对审判者询问是否反对现政府时，李大钊坦然承认，展现出一位革命者的气节。不管审讯者如何威逼利诱，他始终保持沉着冷静，没有透露任何可能危及同志的信息。这种铁骨铮铮的气节，令在场的雷恒成都感到震撼。 在审判当天下午，法庭宣判李大钊等21位革命者死刑。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50分，李大钊被押往刑场。临刑前，他提出希望能写一封遗书，但遭到了拒绝。面对死亡，李大钊表现得异常镇定，从容走向绞刑台。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的朱文刚在接管德林监狱时，偶然发现了那个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通过与留用旧警察的交谈，他确认了这一历史事实，并立即向上级报告。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将绞刑架收藏为历史博物馆0001号文物，并下达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直到1951年6月5日，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信件才让追捕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信中指出，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化名吴博哉，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一带。侦查员温振海接受任务后，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最终确认了目标就是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院北屋的老人。 1952年10月15日，经群众检举，这位＂了明禅师＂在上海落网。面对确凿的证据，雷恒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3年4月26日，华东公安部依法判处他死刑。 在被带往刑场准备执行枪决时，雷恒成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这一请求或许揭示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罪行的某种认识，但无论如何，法律的公正判决最终得到了执行。 除雷恒成外，其他参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陆续被绳之以法。吴郁文被判处死刑后不予执行，于1953年6月17日病死狱中；原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王振南被判处死刑；原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被群众揭发后于1959年死于狱中；而曾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的蒲志，在年轻的公安人员孙女帮助下投案自首，因此未被收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