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8岁的农民娶了一个小他10岁且做过牢的女大学生。新婚夜，农民要圆房却被女大学生一脚踢开：“去另一个屋睡，我们还不熟！” 1971年的中国，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年，全国上下仍然沉浸在政治运动的氛围中，而在农村地区，婚姻往往带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婚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生存手段，而非感情的结合。对于那些带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安定下来已经是一种幸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38岁的许燕吉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作为一个有着＂复杂背景＂的女性，她已经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与社会地位。寻找一个安稳的归宿，成为了她当时最迫切的需求。 许燕吉出身并非普通。她的父亲许地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和小说家，笔名＂落花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交情甚好。她在北京农业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这在当时是许多农村人无法想象的经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振德，一个48岁的普通农民。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丰富的学识，有的只是一双粗糙的手和一个需要照顾的儿子。丧偶多年的魏振德，在当地已经被视为难以再婚的对象。 是许燕吉的哥哥搭建了这座连接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桥梁。出于对妹妹前途的担忧，许燕吉的哥哥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找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至少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和户口问题。正如许燕吉后来所说：＂为了生活嫁给谁都行，只要能和我好好过日子就可以。＂ 第一次见面发生在陕西乡下的一个小院子里。那天，魏振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站在院子里搓着手，不时地偷瞄坐在屋内的许燕吉。他的紧张溢于言表，言语间满是朴实无华的农家气息。 许燕吉则安静地坐着，目光平静地打量着这个可能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她没有抱怨，没有嫌弃，只是在心中权衡着自己的处境与选择。对她而言，这场婚姻更像是一场生存交易——她需要一个户口和一个家，而魏振德需要一个照顾家庭的人。 最终，这场不对等的婚姻在彼此的实际需求下达成了共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誓言，只有对未来共同生活的简单约定。 1971年初春，魏振德和许燕吉在村里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按照当地风俗，几张桌子、几坛酒、几道家常菜就完成了这场人生大事。乡亲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从城里来的＂大学生媳妇＂，而魏振德则笑得合不拢嘴。 夜幕降临，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新房里终于只剩下了新婚夫妇。魏振德有些局促地靠近许燕吉，试图履行丈夫的＂职责＂。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许燕吉却突然后退一步，严肃地说道：＂去另一个屋睡，我们还不熟！＂ 最初的陌生和距离感，随着日复一日的相处逐渐消融。许燕吉开始主动关心魏振德的起居，而魏振德也学会了在不打扰的前提下给予许燕吉必要的支持。更为可贵的是，魏振德从未过问许燕吉的过去，从不谈论她曾经坐牢的经历。这种无言的接纳，对许燕吉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许燕吉与魏振德的儿子之间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许燕吉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她教继子识字读书，帮助他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最终使他考入了当地的中学，成为村里少有的＂读书人＂。 与此同时，许燕吉也将现代农业知识带入了这个传统的农家。她利用在农业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指导魏振德改进耕种方法，引入科学种植技术。在她的建议下，魏振德的农田产量逐年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这些点滴的付出，使得许燕吉在村里逐渐赢得了尊重，从一个带有＂历史问题＂的外来者，变成了村民眼中有学问、有才干的＂大学生媳妇＂。 1979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许燕吉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平反。她恢复了公职，重新拥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这一转变使许燕吉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需要依附他人生存的＂问题人物＂，变成了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 面对这一变化，许多人劝说许燕吉重新选择，认为魏振德配不上她，是她生活的拖累。但许燕吉却坚决地回绝了这些建议。她表示，当她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魏振德没有嫌弃她的身份，现在她更不能这样做。在许燕吉看来，婚姻不是儿戏，而是一份严肃的契约，即使没有爱情的存在，也应当被尊重和遵守。 随后，许燕吉成功申请调回南京工作，并将魏振德一同带离了乡村。这对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魏振德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生活转变。但许燕吉耐心地帮助他适应城市生活，两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更加紧密。 随着年龄增长，魏振德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手脚不灵便，最终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问题。许燕吉不仅要工作养家，还要照料魏振德的日常起居，如同照顾一个孩子。但她从未抱怨，始终履行着自己的承诺——照顾他直到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