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城满目疮痍，2000多名警察被6个日本人押赴郊外屠杀！有人评论：“但凡有一个警察抵抗，就不会发生噩耗！”可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就知道这样的说法太过天真…… 1947年11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一位中国警察站在证人席上，他的名字叫伍长德。当他脱下上衣，向法庭展示背上那道5寸长的刺刀伤疤时，整个法庭陷入了沉寂。这道伤疤是他在十年前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痕迹，也是两千多名同胞惨遭屠杀的无声见证。 ＂1937年12月16日，我和其他警察被日军抓走，一起被赶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伍长德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机枪响起的瞬间，我本能地倒下装死，刺刀刺入我的背部时，我咬紧牙关没有发出声音。＂就是这样，在一千多具尸体中，伍长德成为了极少数的幸存者。 回溯到南京沦陷前，这座城市有着完善的警察系统。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首都警察厅拥有9689名在编警士，他们维护着这座首都的秩序与安宁。谁能想到，短短一年后，这支队伍中的大部分人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 南京沦陷前夕，为保护无法撤离的平民，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这个区域为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难场所。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为维持安全区秩序，特地调派了450名警察组织难民区警卫组。 然而，这些警察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1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向日方让步，同意区内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这一决定实际上解除了警察的自卫能力，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仅仅两天后，12月16日，灾难降临。日军两度闯入中山路司法部难民区，大肆搜捕警察。斯迈思的《司法部事件备忘录》记录了当天的情景：＂一名日本军官带领一队日本士兵来到司法部，命令带走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执行枪决，在殴打了一名上尉警官后，他命令抓走全部警察。＂ 到12月18日，国际委员会向日本领事馆报告，已有95名警察被捕未归，而最高法院内的40名警察也被逮捕。日军给出的荒谬理由是：＂他们在搜查之后又将中国士兵放进了司法部建筑物，因此必须枪毙他们。＂ 日军对警察的搜捕与屠杀并不限于一处。汉中门外、下关中山码头、水西门、草鞋峡、江东门附近，这些地方都成了南京警察血染的刑场。刘永兴目睹了下关码头的屠杀：＂鬼子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随后便开始了屠杀。＂这样的暴行在南京城内外不断上演，成千上万的警察在短短数日内惨遭杀戮。 ＂如果有一个警察反抗，也不会团灭！＂这样的评论在今天听来似乎有理，但深入了解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这种想法过于简单。2000多名警察被6个日本兵押往刑场，表面上看是一场悬殊达300比1的对抗，真相却远比这复杂得多。 押解路上，日军早已做好了周密部署。沿途密布着敌人的卡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即引来大量增援。那些被押解的警察并非走在空旷无人的荒野，而是行走在日军已经完全控制的区域内。伍长德后来证实，押送队伍的前后都有日军巡逻，两侧也有日军把守，稍有异动就会遭到立即镇压。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警察在被押解前已经饱受折磨。自南京沦陷后，日军将抓获的中国人关押在临时战俘营中，几天不给食物。刘永兴在证词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面，看到一小队拿枪的鬼子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军警，后面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这些警察饥饿、虚弱，甚至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组织反抗了。 日军还采用了欺骗手段。押送者始终对被押解的警察宣称，只是换一个地方，那里有吃的喝的，只要好好听话，一切好说。在极度饥饿和生存本能的驱使下，许多人选择相信这微弱的希望，因为抵抗意味着立刻死亡，而顺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945年战后调查中，南京市西区警察局收集的资料显示，日军中岛部队＂将我抗战前警察厅官警俘集江东门约千余名，以机枪扫射殉难＂。而警察刘守春在＂为日军在燕子矶集体屠杀致国民政府呈文＂中写道：＂吾警长出城退却时，一部退到燕子矶，被日军枪杀约有2000余。＂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屠杀现场的残忍超出想象。在下关码头，刘永兴目睹了整个过程：＂到了下关码头，发现鬼子共抓了好几千人，鬼子叫我们坐在江边，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随后便开始了屠杀。＂屠杀完成后，日军还在尸体上泼洒汽油，点火焚烧，试图毁灭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