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当我们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环顾左右，我确实害怕了。 可想而知，当时的战场让彭老总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1950年10月，当志愿军突破清川江防线的时候，三八线已经不只是地图上的笔画，已经成为政治红线了。 斯大林知道支援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特意向彭德怀将军打了个电话，询问下一步行动。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部队突破三八线后，突然发现战场态势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 原本明朗的军事，开始和政治诉求纠缠。 美军在败退中展现的顽强性，让彭德怀感觉到，这场战争不会像抗日战争一样轻易结束。 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补给延长线无限拉长。 原本依托东北工业基地的后勤系统，随着战线南移逐渐力不从心。 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昼间轰炸使运输部队只能在夜间行动，物资损耗率高达40%。 更致命的是，美军开始实施"绞杀战"。 B-29轰炸机对鸭绿江大桥实施精准轰炸，铁路枢纽成为重点打击目标。 彭德怀在电报中焦急地写道：粮食弹药接济不上，部队即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可能使用原子弹。 彭德怀深知，志愿军突破三八线的军事胜利，正在将战争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 苏联寄希望中朝军队削弱美军，又不愿意因战争升级和美军对抗。 毛主席在1950年11月25日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要做好美军使用原子弹这种可能性的准备。 这让前线指挥官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搞不好我们就像日本那样，随时要吃原子弹。 在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将士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伏击美军，整营整连的战士被冻成姿态。 彭德怀在巡视前线的时候，看着这些年轻的士兵，心里十分难受。 他意识到，如果真丢下了原子弹，吞噬的不仅是敌人的生命，更是自己士兵的青春。 当部队逼近三七线时，彭德怀收到的战报中，"非战斗减员"数字开始超过战斗伤亡。 冻伤、营养不良、疾病，这些非战争因素正在蚕食部队的战斗力。 作为三军统帅，他必须为这些年轻生命负责。 1950年12月4日，彭德怀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面对部分将领主张乘胜追击的提议，他力排众议：现在必须停止追击，巩固现有阵地。 这个决策在当时充满了争议，但是在事后证明，这几个决策非常有远见。 志愿军三七线附近构建了纵深防御体系，有效抵御了美军随后的反击。 更关键的是，这种决策为后来的谈判保留了空间。 仗打顺了容易飘，彭老总的这一“害怕”，反而让志愿军稳住了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