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女作家聂华苓的母亲大限将至，她颤声说：“妈临死前，只求你一件事，离婚吧！”聂华苓点头答应，母亲这才闭上了眼睛。 聂华苓自小便目睹母亲孙国瑛的一生，她深知母亲的辛酸与坚忍。 母亲曾在年轻时，因丈夫隐瞒已有妻室，而进入不幸婚姻，忍受着家庭的欺凌，和社会的压迫。 即便她曾试图通过吞金逃避痛苦，在孩子们的需要面前，母亲选择了忍辱负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家和丈夫。 孙国瑛不希望她的女儿重蹈覆辙，她曾在聂华苓年轻时便告诫她：“不要像我一样，忍一辈子的痛。” 这些话聂华苓一生都记在心里，她从未真正理解母亲的含义。 此时，聂华苓已是两度婚姻的经历者，她与王正路的婚姻，早已陷入困境。 两人自1945年结婚，起初感情尚好，作为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们有过许多共同的理想，和美好的时光。 婚后的几年，王正路的封建观念日益显露。他要求聂华苓“以家庭为重”，禁止她从事社会活动。 王正路的控制欲愈发强烈，限制聂华苓的工作与社交，甚至对她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干涉。 聂华苓开始感受到，强烈的压迫与孤立，王正路甚至因聂华苓，与男同事的正常交往，而指责她“出轨”。 而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王正路的暴力与冷暴力，让聂华苓在这段婚姻中深陷苦海。 聂华苓极力想要挽回这段婚姻，她始终未能突破道德束缚，没有提出离婚。 她坚信为了孩子的完整家庭，为了在社会中维持家庭的体面，她必须忍受这一切。 1957年，王正路赴美留学，聂华苓独自一人在台湾抚养子女，生活清苦，但相较于婚姻中的束缚，她的生活压力大为减轻。 王正路的离开，没有解决她内心的痛苦，聂华苓一直，未曾从婚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1963年，聂华苓的母亲病重，聂华苓赶回了老家。 母亲的临终时光，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点，在母亲的床前，聂华苓心情沉重。 她没有想过离婚的事情，直到母亲痛苦地握住她的手，颤声说道：“你在这段婚姻中不开心，为何不重新开始？” 聂华苓默默低头，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挣扎和无奈。 她的心中想的是“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她害怕破碎的家庭，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五年没有他，孩子难道活不下去吗？” 这句话如同一声雷鸣，震醒了聂华苓，母亲的每一个字都透着无声的力量，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女儿的期望与鼓励。 聂华苓含泪点头，承诺离婚，这是她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也是她敢于打破束缚、重生的契机。 母亲得到了她的承诺后，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神情，紧紧握着女儿的手，终于闭上了眼睛，安然离世。 母亲的临终劝告，让聂华苓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深知，母亲一生为了家人忍辱负重，但她不愿自己的女儿，再走她曾走过的路。 聂华苓的决定并非轻松之举，离婚意味着社会压力，意味着丧失家族，与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身份。 她再也无法忍受那段没有爱的婚姻，那段束缚她自由与尊严的枷锁。 离婚后的聂华苓，人生迎来了新的希望。 她很快通过书友会结识了，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保罗被她的才华与坚韧深深吸引，主动追求她，并支持她追求自由与事业。 两人于1971年结婚，保罗不仅尊重聂华苓的文学创作，还共同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推动全球文学交流。 两人携手并肩，成为了文学界的知名人物。 1976年，他们一同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保罗的支持和理解，为聂华苓提供了巨大的鼓励与支持，让她真正实现了个人的自由与创作的升华。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也迎来了高峰。 离婚后，她创作了《台湾轶事》《黄雀记》等代表作，将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情感融入其中。 她坦言：“离婚后我才真正成为自己，写作不再是逃避，而是对生命的礼赞。”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这种精神在她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聂华苓的人生转折，源自母亲临终时的劝告。 这一事件是她个人命运的突破，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女性对独立与尊严的觉醒。 母亲教会她活着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成为自己。 聂华苓的故事，也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那个时代女性，解放与自我觉醒的象征。 参考资料： 《聂华苓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