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许地山和第2任妻子周俟松结婚，岳父断定许地山是个短命鬼。周俟松却执意要嫁。没想到多年后，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许地山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家境变化，他早早辍学，开始做教职工作来养家糊口。 后来，他曾赴缅甸教书，回国后与才女林月森结为夫妻，两人共同热爱文学。 然而，妻子在生下女儿不久后因病去世，留下了许地山和他的小女儿。 他因无法忘怀已故妻子，将女儿托付给哥哥，自己潜心学习，最终考入了燕京大学。 在五四运动爆发时，许地山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呼吁改革。 在此期间，周俟松也在天津投身到了爱国运动之中。 她未曾与许地山有过直接接触，但她逐渐听闻了许地山的名字。 几年后，许地山获得了留学机会。 正是在这一时期，周俟松偶然通过朋友了解到了许地山的笔名“落花生”，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兴趣。 两人通过朋友的介绍开始接触。 周俟松的父亲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他认为许地山身材瘦弱，且曾有过婚史，担心他会给女儿带来不幸。 尤其是当周大烈看到许地山时，他认为他的面相像极了已故的范源濂。 尽管如此，周俟松坚决表示要嫁给他。 最终，周大烈设定了结婚条件，其中包括婚后周俟松负责家务，而孩子必须随母姓周。 许地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些条件。 周俟松承担了家庭管理的重任，同时也尽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许地山因工作需要曾赴香港，周俟松便陪伴他一起去香港，并主动承担起家务管理，甚至考取了驾照，每天负责接送丈夫上下班。 抗日战争爆发，许地山投身到抗日宣传中，四处奔波为国家呼号。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许地山因病去世。 他的女儿许燕吉在自传中记录了这一天。 那天，许地山正在家中休养，因为前几天刚从新界的青山寺院回来。 夏季的高温让他感到些许不适，便选择在家中休息。 当天，他的感冒已基本痊愈，但仍然有些虚弱。 许地山从饭厅拿起一叠报纸，开了几句玩笑后，便回到了卧室。 妈妈去外面办事。 随后，许地山回到卧室。 那天，吃饭未尽，许燕吉听到妈妈急促的呼喊声。 她和哥哥立刻跑去，只见许地山倒在床上，面色发紫。 哥哥立刻跑下楼去寻找医生，而许燕吉则紧跟其后。 当时是午间，医院的医生不在，只好找到了护士长。 她毫不犹豫地带着急救设备赶到家中。 护士给许地山注射了药物后，许地山发出了一声低哼，似乎在昏睡中恢复了些许气息。 稍后，哥哥在房间外忍不住失声痛哭。 紧接着，许地山的一些朋友陆续赶来，他们开始处理丧事事宜，而许燕吉只能站在一旁。 许地山的尸体被整理好后，妈妈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灵堂已布置妥当，宋庆龄送来的大花圈被摆在了中央。 许地山的遗体被安置在灵堂里，床单覆盖着他的身体。 第三天中午，许地山的遗体被移入西式棺木中。 许地山儿女的命运也较为坎坷。 许地山的儿子周苓仲出生于1930年，他的母亲周俟松来自一个七个女儿的家庭。 周俟松与许地山结为夫妻时，曾提议若有孩子，第一个要随母姓“周”。 许地山认为孩子无论姓什么，都是自己的亲生子。 因此，周苓仲继承了母亲的姓氏。 1953年，周苓仲考入西北大学，毕业后从事行政工作。 然而，作为“右派”分子的他，被下放到农场进行改造。 直至40岁，才遇到一位勇敢的姑娘愿意与他结婚。 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 周苓仲终于被调回工作岗位，他开始在陕西省家畜良改站任职，最终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和陕西省政协常委。 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出生于1933年，她在195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她与同学吴富融结婚。 然而，在随后的“反革命运动”中，许燕吉被定为“新生现行反革命”，并被关押了六年。 她的丈夫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与她离婚。 出狱后的许燕吉重新开始生活，嫁给了贫农魏振德。 魏振德未曾受过教育，生活困苦。 许燕吉与魏振德共同度过了许多困难的时光。 1979年，许燕吉得以平反，恢复了公职。 尽管有人建议她与魏振德离婚，她依旧坚持与丈夫共同生活。 许燕吉晚年写下了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参考文献：[1]段俊,冯芳琴.许地山《空山灵雨》中的“苦乐”书写研究[J].百色学院学报,2024,37(4):8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