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67岁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奄奄一息的被两位医生死死按在手术台，动弹不得，紧接着他们用刀接连4次割开他的喉咙，放出几盆鲜血…… 1799年12月14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67岁的乔治·华盛顿正躺在卧室的床上，面色苍白，呼吸急促。他的喉咙疼痛剧烈，仿佛吞咽着火焰，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刺耳的喘鸣声。 就在前一天，华盛顿还在他心爱的庄园中骑马巡视。那天下着雪，寒风刺骨，但这位曾经带领美国独立战争的将军似乎从不畏惧恶劣天气。他在雪中骑行了五个小时，当天晚上回到温暖的屋内时，他的外衣已经被雪水浸透。华盛顿并未立即更换湿衣服，而是坚持按照往常的习惯用餐。 当夜，他开始感到不适，喉咙发紧，声音变得嘶哑。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已经无法正常说话，仅能发出微弱的气音。华盛顿的管家马上派人去找医生，而第一位赶到的是詹姆斯·克雷克博士，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已经行医40多年。克雷克带来了一位擅长放血术的助手——乔治·罗林斯。 时针指向早上7点30分，华盛顿的喉咙疼痛已经难以忍受，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在克雷克医生的指示下，罗林斯拿出了锋利的手术刀。华盛顿被要求躺平，两位医生按住他的肩膀和手臂，刀锋划过皮肤，鲜血顿时涌出。第一次放血，他们抽出了将近400毫升的血液，这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啤酒瓶的容量。 放血结束后，华盛顿并未好转。他的助手李尔上校尝试给他一种由糖蜜、黄油和醋混合的补品，但这粘稠的液体几乎让他窒息。华盛顿拼命咳嗽，脸色变得更加灰白。 在上午9点，克雷克医生作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决定。他取出一种被称为＂西班牙苍蝇＂的物质，涂抹在华盛顿肿胀的喉咙上。这是一种源自甲虫的分泌物，具有强烈的刺激性，能在皮肤上产生水疱。按照当时的医学理论，这些水疱能够＂引出＂导致喉咙发炎的＂致命体液＂。 然而，这种斑蝥素不仅没有缓解华盛顿的症状，反而带来了灼烧般的疼痛。仅仅半小时后，在华盛顿痛苦的喘息声中，克雷克医生决定进行第二次放血。这一次，他们从这位美国国父的手臂上抽出了500多毫升的血液。 到了中午，医生们又对华盛顿进行了灌肠治疗，这种侵入性的操作给已经虚弱的总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尽管经历了这些折磨，华盛顿仍然保持着令人惊讶的清醒与镇定。 下午4点，第三位医生古斯塔夫·理查德·布朗赶到了弗农山庄。与此同时，第二位医生以利沙·卡伦·迪克已经到场，并对克雷克医生的治疗方案提出了异议。当克雷克医生准备再次为华盛顿放血时，迪克医生罕见地表示了反对。 ＂他已经失血太多了，＂迪克医生低声说道，＂这会加速他的衰弱。＂ 但在18世纪末的美国，放血疗法拥有几乎不容质疑的权威。克雷克医生不顾反对，坚持进行第三次放血。这一次，他们从华盛顿身上抽出了惊人的908毫升血液。若把三次放血加起来，总计约2300毫升，几乎占了人体全部血液的一半。这个量足以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陷入生命危险，更何况是一位体弱的老人。 在华盛顿遭受这些折磨时，大洋彼岸的中国，乾隆皇帝刚刚去世不久。有趣的是，乾隆与华盛顿是同时代人物，只是在世界的两端统治着各自的国家。当马戛尔尼于1792年代表英国出使清朝拜见乾隆时，华盛顿正担任美国总统一职。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东西方的医疗理念却截然不同。 中医也有放血疗法，但与西方的做法有本质区别。中医放血使用细小的三棱针，刺破特定穴位的浅表脉络，每次仅放出5毫升左右的血液，最多不超过50毫升。这种适度的放血不会对生命构成威胁，而西方的放血几乎成了一种杀人的方式。 下午5点左右，华盛顿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好转，这其实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他变得轻松了许多，甚至有精力检查他与妻子玛莎的遗嘱。然而，这种短暂的清醒很快就消失了。 ＂医生，我快要死了，＂华盛顿对克雷克医生说道，声音微弱但清晰。他似乎比周围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状况。 晚上8点，医生们仍不死心，再次在华盛顿的脚、胳膊和腿上涂抹斑蝥水疱，同时在他的喉咙上放置小麦糊剂。布朗医生甚至建议服用甘汞（一种含汞的泻药）和催吐剂，幸好这一建议没有被执行。 华盛顿并非唯一一位死于错误医疗观念的名人。1685年，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在中风后被医生们放血680毫升，很快便撒手人寰，年仅53岁。这种医疗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直到19世纪末，放血疗法才逐渐被医学界摒弃。 晚上10点，华盛顿向李尔上校低语了关于下葬的最后指示。卧室里聚集着他的亲人和仆人：妻子玛莎、医生詹姆斯·克雷克、首席助手托拜厄斯·李尔、贴身男仆克里斯托弗·希尔斯，以及三名女仆卡罗琳、莫莉和夏洛特。二十分钟后，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李尔上校后来撰写了一篇12页的华盛顿死亡报告，详细记录了这位伟人最后的时刻。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华盛顿很可能死于失血过多，而非最初的咽喉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