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溥仪晚年因为看病吃药，几乎花光了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溥仪晚年因为看病吃药，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在他去世后，他的第四任妻子李淑贤却通过打官司，获得了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 溥仪出生于清王朝的皇族，三岁登基做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却在六岁那年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被迫退位了。 后来，溥仪又被日本人扶持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战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被遣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已经改造好的溥仪获得特赦，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组织上非常关心溥仪，为他安排了一个在北京植物园当园艺工人的工作。 就这样，曾经的皇帝开始了他简朴的晚年生活。 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的那些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他和妻子李淑贤住在植物园内的一处小院里，房子很简陋。 据李淑贤回忆，他们的家当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 溥仪上班的工资并不高，但他从不计较。 他把大部分工资都交给李淑贤保管，自己留下一点儿零花钱。 即便如此，溥仪还是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一改往日养尊处优的作派。 然而溥仪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原来，溥仪多年来痴迷于服用中药补品，尤其是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那些年，他几乎把服药当成了日常。 各种名贵的中药材被大量使用，什么人参、鹿茸、燕窝之类，想吃就吃，从不设防。 殊不知，长期过量服药对肾脏的损伤是巨大的。 到了晚年，溥仪的肾脏已经严重衰竭。 即便在北京植物园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对于进补的念头依然不减。 为了治病，溥仪的医药费花掉了大部分的积蓄。 1967年，溥仪因尿毒症住进了医院。 病痛折磨着他的身体，但更让他揪心的是家里的经济状况。 据说，为了给溥仪治病，李淑贤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就连结婚时置办的一些首饰也拿去当了。 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溥仪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1967年10月17日，61岁的溥仪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溥仪去世后，他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东西。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自传手稿。 还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就开始口述自传，由身边的人代笔记录。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又继续写了一些回忆材料。 这些手稿后来被整理成书，定名为《我的前半生》，在1960年代初由群众出版社首次出版。 出版社给溥仪支付了稿酬，但数额并不大。 1984年，《我的前半生》再次出版，这次的发行量竟然高达190万册。 作为一本亲历史的皇帝自传，《我的前半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然而，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却只得到了300元的补助金，与书的畅销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问题出在版权归属上。 原来，当年溥仪写自传时，并没有和谁正式签订版权协议。 著作权的归属也没有明确界定。 李淑贤认为，作为溥仪的合法遗孀，自传的版权收益应该由她继承。 但群众出版社却认为，当年他们出资整理、编辑、出版了这本书，理应拥有相应的权益。 于是，从1984年起，李淑贤和群众出版社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官司打了十多年，几经周折。 李淑贤坚持认为自己是溥仪的合法继承人，著作权收益应当归她所有。 而出版社和编辑方面则强调，他们为这本书的诞生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本书的面世。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官司打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经过调查，最终在1995年做出判决。 法官认为，溥仪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著作权应当归他所有。 作为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完全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 至于出版社和编辑，他们参与了书稿的整理出版，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但不能据为己有。 就这样，历经十年纠葛的《我的前半生》版权归属尘埃落定。 对于饱经风霜的李淑贤来说，这本书不仅是溥仪留给她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是她多年来坚持斗争的成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胜诉不久，李淑贤便因病去世。 她没能等到判决的执行，享受胜诉的喜悦。 李淑贤去世后，这本书的版权收益也成了一笔＂无主之财＂。 直到2007年，相关部门才正式认定，作为文化遗产，《我的前半生》的版权收益应该用于公共事业，如历史研究等方面。 这一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由此，一场延续了二十多年的遗产争夺宣告结束。 而溥仪这部遗作，也最终成为了研究他个人生平和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除了那本著名的自传，溥仪留下的遗产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比如，他早年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时期的一些日记、信件，以及晚年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生活的照片等。 这些材料虽然零散，但对于研究溥仪的生平和那段历史而言，都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