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以＂私产＂为由请求归还祖宗牌位，没想到故宫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羞得满脸通红。 1959年，对于溥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结束了战犯身份，获得了特赦。从小被捧为天子，到清朝末代皇帝，再到伪满洲国傀儡，最后沦为战犯，溥仪的人生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十几年的改造生活，让他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特赦后的溥仪，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但他失去的已经太多了。 特赦后的溥仪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从事园艺工作，过着看似平静却充满内心复杂情感的日子。从皇宫到战犯营，再到植物园，这样的身份转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他表面上适应了新的生活，但内心深处，那些与皇室有关的记忆和责任感依然萦绕在他心头。 随着生活逐渐稳定，溥仪开始关心起自己祖先的事情。他了解到，清朝十二位皇帝中，故宫只保存了十一位皇帝的灵牌。而他作为末代皇帝，是唯一一个没有灵牌的。 更让溥仪感到惊讶的是，他得知乾隆皇帝的灵牌曾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丢失，近百年来一直下落不明。据传，是宫中的小太监为了填饱肚子，偷偷将这块贵重的灵牌卖给了外国人。这块灵牌辗转到了德国，最终落入一位不懂中文和满文的德国农民手中，在地下室尘封多年。 经过一番思考，溥仪决定尝试争取回祖宗的灵牌。他认为，虽然皇室已经覆灭，皇宫变成了故宫博物院，但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他至少应该有权利祭拜自己的祖先。于是，他开始构思如何能够合法合理地提出这个请求。 1959年12月4日，在获得特赦不久后，溥仪正式向故宫博物院提出了请求，希望能够将祖宗的灵牌归还给他。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些灵牌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而他作为家族的后代，有权利继承并祭拜这些灵牌。他表示，虽然大清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他也不再是皇帝，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祭拜祖先是理所应当的。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收到溥仪的请求后，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坐在一起，认真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他们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仔细研究了灵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 当溥仪再次来到故宫时，专家组的代表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但当谈到灵牌归属问题时，代表只说了一句话：＂这些灵牌是全民族的历史见证，而非个人财产。＂简短的一句话，却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观和文物保护理念。这句话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溥仪＂私产＂论的外衣，让他瞬间明白了自己与这些灵牌之间的真实关系。 溥仪站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终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 故宫专家随后向溥仪详细解释了这些灵牌的文物价值。每一块灵牌不仅记载着帝王的生平事迹，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价值。从材质、工艺到文字内容，都是研究清朝历史的珍贵资料。根据专家评估，仅一块灵牌的市场价值就超过2000万元，而其学术价值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除了价值问题，专家还指出了保存灵牌的技术要求。这些文物需要恒温恒湿的环境，需要防虫、防尘、防光等专业的保护措施。还需要定期由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和维护。这些条件，普通家庭很难满足。 而溥仪的个人状况也不容乐观。特赦后的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生活条件有限，居住环境简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子嗣，如果灵牌归他所有，他去世后这些珍贵文物的归属将成为问题。这些现实因素，都让溥仪的请求显得不那么合理。 谈话中，专家还向溥仪讲述了乾隆灵牌的曲折经历。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一个负责打扫祭祀殿堂的小太监，为了逃避饥饿，偷偷取下了乾隆的灵牌。这块用名贵木材制作、镶金嵌玉的灵牌被他卖给了一个外国军官，换取了几个银元和一些食物。 这块灵牌随后辗转到了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最终落入一个不懂中文的德国农民家中。农民将它当作普通装饰品放在地下室，几十年间无人问津。直到2000年代初，一位中国收藏家在欧洲寻访文物时偶然发现了它。 2005年，在一场国际拍卖会上，这块灵牌被一位中国商人以高价购回。经过专家鉴定，确认为乾隆真品后，终于回到了故宫，与其他十位皇帝的灵牌重聚一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物流失容易，追回却十分艰难。 听完专家的解释，溥仪沉默良久。作为经历了改造教育的新中国公民，他逐渐理解了个人与历史、私产与公共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他意识到，作为末代皇帝，他肩负着特殊的历史责任。这些灵牌不仅仅属于爱新觉罗家族，更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最终，溥仪接受了故宫方的决定，成为了清朝唯一一个没有灵牌、也不能供奉灵牌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