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12日，国务院为人民警察大授衔。授予总警监衔有国家公安部长陶驷驹同志，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同志，公安部副部长兼副书记顾林昉同志（高配正部长级）。 1949年12月，有关部门曾提出建立＂2级6等＂的警衔方案，但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而未获通过：一是当时警察队伍刚刚组建，制度尚不完善；二是该方案等级划分不够明确，可能导致晋升和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50年代中期，我国军队推出了军衔制度，但警察队伍仍未设置警衔。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军队暂时取消了军衔制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警察队伍的警衔制度自然也无从谈起。 60至70年代期间，我国的警服和军服在外观上非常接近，很难直观区分。没有警衔确实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指挥体系和等级管理上显得尤为不便。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警衔制度的缺失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70年代末期，我国公安部门开始积极研究西方警衔经验，着手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警衔制度。1982年，我国警察换发了82式警服，这种新式警服的肩章设计就是为未来的警衔预留了位置，显示出当时已有明确的警衔规划。 然而，这一时期提出的警衔方案仍未获得批准。原因之一是军队尚未恢复军衔，许多决策者认为应当等军队恢复军衔后，警察再实施警衔制度，以保持体系的一致性和协调性。1985年，军队换发了85式军服，这本是配合军衔制度推出的，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大规模裁军，军衔制度直到1988年才正式恢复。 在警衔方案的多次讨论中，曾出现过几次关键性争论。一个重要焦点是警衔应当采用西方模式还是苏联模式。西方警衔与军衔的等级体系完全不同，而苏联模式的警衔则与军衔非常相似。另一个争论点是警衔的名称问题，有人提议使用＂警阶＂而非＂警衔＂，因为武警部队已使用与军衔一致的警衔，若警察也使用相同名称可能引起混淆。此外，警衔的样式设计也经历了多次修改，最终决定避开军衔使用的五角星，而采用三角星、四角星和八角星作为区分标志。 经过长期准备和反复论证，1992年12月12日，国务院终于为人民警察举行了盛大的授衔仪式，授予总警监衔的有国家公安部长陶驷驹同志，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同志，公安部副部长兼副书记顾林昉同志（高配正部长级）。这标志着中国警察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1992年警衔制度实施与历史意义 1. 警衔制度的最终确立与特色 经过反复论证和多年酝酿，我国警衔制度终于在1992年正式确立。在命名上，从最初考虑的＂警阶＂到最终确定的＂警衔＂，这一转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调整，更体现了对警察职业特性的深入理解。＂警衔＂二字既能彰显警察队伍的特殊性，又能与军衔形成概念上的对应，强调了公安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我国警衔体系最终确立为＂5级13等＂的结构，这一设计既吸取了西方警衔制度的精华，又结合了中国国情。从最高的总警监到最基层的警员，形成了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等级序列。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警衔没有采用苏式的帅将校尉等军事化称谓，而是采用了更符合警察职业特性的命名方式，突出了公安工作的民事执法属性。 在警衔标志的设计上，为避免与军衔使用的五角星产生视觉混淆，我国警衔独创性地采用了三角星、四角星和八角星等不同形状的标识。这些几何形状不仅在视觉上区分了警察与军人，也暗含了警察工作的多面性和全方位性质。设计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既参考了国际通行做法，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既有国际辨识度又具中国特色的警衔符号体系。 2. 1992年12月12日首次大规模授衔仪式 1992年12月12日，这一天在中国公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务院为人民警察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标志着中国警察职业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在这次历史性的仪式上，国家公安部长陶驷驹同志、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同志、公安部副部长兼副书记顾林昉同志（高配正部长级）被授予总警监衔，这是我国警衔体系中的最高等级。 这次授衔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更是对公安工作重要性的国家级肯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和优秀民警代表都参与了这次盛大的授衔活动。授衔仪式严肃而庄重，每位获授警衔的民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当天的仪式现场，鲜艳的国旗、庄严的国徽、整齐的队列，无一不彰显着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参与授衔的民警们在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接受警衔时的挺拔身姿，都成为了那个特殊日子里最生动的画面。这一仪式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是警察职业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