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盛夏的正午，海南陵水县亚后坡村的稻田里，15岁的黄有良弯腰收割时，耳边突然传来皮靴碾碎稻茬的脆响。两个日本兵狞笑着撕扯她的粗布衫，少女拼命攥住衣襟的刹那，一名军官厉声喝止，抬手扇了士兵两记耳光。黄有良颤抖着蜷缩在泥水中，看着这个佩戴中尉衔的男人脱下外套扔过来，她来不及细想，裹着残破的衣衫冲向村西头的家。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门，黄有良瘫坐在灶台边喘息未定，背后突然爆发出野兽般的笑声。那个“好心”军官从柴垛后闪出，单手掐住她的脖颈拖向里屋。失明的老母亲摸索着滚落床沿，额头磕在砖地上渗出鲜血，哀嚎声与布料撕裂声混杂在潮湿的空气中。当日军中尉系着皮带扬长而去时，土墙上歪斜的“福”字剪纸正被穿堂风掀起一角。 夜幕降临后，木门接连被踹开十三次。黄有良数着屋顶漏进的星光，听着母亲压抑的抽泣，指甲在床板上抠出深深沟痕。次日拂晓，一队刺刀挑开全村茅屋的门帘，二十多名妇女被铁丝串绑着拖向藤桥据点。在暗无天日的碉堡里，她们白天跪着刷洗沾血的军服，夜里沦为泄欲工具，门口的椰壳碗盛着预防性病的硫磺药粉，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两年后的雨季，当同村阿叔冒险传来“父亡”的噩耗时，黄有良正发着高烧擦拭地板。她赤脚冲进日军办公室，任由脓血渗透草鞋在榻榻米上印出足迹，用学会的零散日语夹杂海南土话哀求。或许是看她形销骨立已无价值，军曹最终甩手扔来通行木牌。 推开家门刹那，父亲活生生站在天井里的场景，让黄有良踉跄撞翻了晒薯干的竹匾。当夜，父女摸黑在后山垒起两座土坟，插着木牌的“黄有良之墓”旁，萤火虫在野苎麻丛中明明灭灭。日军巡逻队次日查验时，老村长颤巍巍指向坟头：“女仔遭瘟症走了，她爹伤心过度跟着去了。” 躲藏三年后归村的黄有良，发现劫后余生才是炼狱的开始。井台边洗衣的妇人们见她走近便收衣散开，祠堂祭祖时族人刻意空出她跪拜的蒲团。1946年春耕时分，为换取五斗糙米，她被嫁给邻村患麻风的跛脚男人。新婚夜，丈夫用烧红的火钳烙她后背：“脏货！这是消毒！” 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队进村时，戴着红袖章的干部将她的名字从妇女扫盲班名单上划去。1982年儿子考取公社会计，却因政审表上“社会关系复杂”被刷落。每当电视里播放抗日剧，孙子总会天真发问：“奶奶当年怎么没像女英雄那样拿枪？”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当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邀请函辗转送达时，74岁的黄有良正在猪圈里剁芭蕉茎。她翻出藏在米缸底的蓝布包，取出当年日军发放的“慰安所出入证”，霉斑已浸透编号“NO.032”的铅印字迹。 2006年三菱重工大厦前的抗议现场，海南黎锦头帕下银发纷飞。黄有良用方言念诵证词时，东京地方法院的玻璃幕墙映出她佝偻的身影。败诉宣判那日，她攥着未能递交的诉状在酒店晕厥，纸页散落处，歪扭的钢笔字洇湿成团：“我不要钱，只要他们跪下认罪。” 2017年清明前夕，陵水县的木棉花落满新坟。黄有良的墓碑朝着东北方向，那里是曾囚禁她八百个昼夜的藤桥据点旧址。风过橡胶林，仿佛又传来少女时代山歌的调子，混着南海永不褪色的咸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