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6日，美国情报委员会建议发表美英苏声明，重申“无条件投降”原则，并澄清其含义。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会议室内，气氛无比凝重。在广岛和长崎先后遭受原子弹袭击，苏联又对日宣战的双重打击下，日本帝国已处于崩溃边缘。裕仁天皇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历史性的＂圣断＂。 ＂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还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裕仁天皇的这番话揭示了日本投降决策背后的核心考量：保留天皇制度。 然而，若将时间推回到一年多前的1944年3月16日，美国情报委员会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在这一天，美国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文件，建议美英苏三国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原则，同时澄清这一原则的具体含义。这份文件的背后，反映了盟国对如何促使轴心国投降的深思熟虑。 丘吉尔在1944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这番话清晰地表明了盟国的立场：要求敌国无条件投降，但不承诺具体的投降后待遇。 对德国，盟国采取的是严格的保密策略。《雅尔塔会议公报》明确规定：＂我们已就共同的政策与计划商得同意，以便实施在德国武装抵抗最后被击溃后，要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这些条款，在最后击溃德国之前，将不使人知道。＂丘吉尔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将来的政策告诉德国人——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后等待我们的决定＂。 然而，对于日本，盟国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当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时，它不仅向日本公布了具体政策，还给予了一些＂宽厚＂的许诺，如允许日军返乡并有和平生活的机会，以及允许日本维持必要的经济和工业能力。 从1944年的战略考量到1945年的实际执行，盟国对＂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应用显示出明显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最终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表面上坚持＂无条件投降＂，实质上为日本保留天皇制预留了空间。 当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盟国递交照会时，他们抛出了一个微妙的条件：＂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公告并不包含有损天皇陛下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的任何要求＂。表面上，这是对盟国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原则的一种挑战，但实际上，盟国早已在战略上做出了调整。 事实上，在收到日本照会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命国务卿起草了一份回复，并征求中英苏三国领袖的意见。这份回复巧妙地做了安排：一方面规定＂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为保留天皇制预留了空间。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回复杜鲁门，表示同意草稿中的＂一切条件＂。 这种灵活性与《波茨坦公告》中的＂宽厚＂条款一脉相承。公告第九条允许日军在解除武装后＂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第十一条允许日本＂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这些条款与盟国对德国投降所采取的严格保密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促使盟国政策转变的背后是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是原子弹的威慑，另一方面是苏联参战的威胁。7月23日，美国军方就对日本实施原子弹突袭的军事行动拟订了最后的书面命令，仅一天后杜鲁门就批准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波茨坦公告》也在7月26日发表。这两个行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显示出盟国的战略意图：先给日本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如果拒绝，就使用武力强制其投降。 然而，日本政府却对苏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记录中，日本专家明确指出，二战末期的日本政府寄望于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的苏联能够帮助日本斡旋，为日本在战后维持＂相当的国际地位＂。铃木内阁一直在等待8月8日夜间佐藤大使与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的结果，甚至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后，日本政府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苏联可能的外交斡旋上。 这一幻想在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彻底破灭。苏联远东军立即分三路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攻，同时进军朝鲜北部、库叶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第二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造成23，753人死亡，43，020人受伤。这双重打击成为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