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英国人为啥不干掉他？其实，这是一场“高性价比革命”

甘地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英国人为啥不干掉他？其实，这是一场“高性价比革命”，比的是谁能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成本至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甘地可堪称印度“千古一帝”。 他把一个拥有5.6亿人口、565个自治土邦、100多个民族、22种官方语言、12种文字的散装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且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仅占30%。这无疑是一个奇迹，甚至可以说：天不生甘地，印度万古如长夜。 二战之后，英国已没能力维持对印统治，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印度国大党也不敢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为啥？ 一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英国人对其进行了残酷镇压，既血腥又残忍。 1857年7月，坎普尔起义军屠杀200名英国妇孺，然后英军指挥官尼尔就下令，每名印度人在被处决前，必须“舔净被屠杀者的血迹”，大约处决了6000名印度起义者。 1857年9月，英军攻破德里，实施“系统性清洗”，莫卧儿皇室男性全部被处决，5000-10000平民被劫杀，“每条街道都有尸体，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 英国人甚至进行了55场“炮决”，每场平均数十人。 历史学家金·瓦格纳曾评价道：“1857年的恐怖不仅是死亡人数，更在于英国以‘文明’之名实施的系统性去人性化暴力。”所以，英国人早就把印度人给杀怕了。 二是二战结束后，英军仍是一支全球性力量，1945年8月还有大约510万人。而印度国大党压根就没有正规武装部队，这就决定了他们没能力武斗，只能文斗。   三是甘地耗费10几年时间游走于各个土邦，找到了各个土邦都能接受的协调点。其实，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因为甘地手里没军队，只能通过妥协来团结土邦，协调左翼与右翼分歧。   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人不敢杀甘地。因为杀了甘地，势必会再次引发印度民族大起义。要知道跟着英军打满二战全场的印度军队，早已不是1857年的印度军队。最终，非暴力不合作路线成为了最大公约数，以柔克刚。 其精髓就是号召印度人罢工罢业，消极躺平，把印度变成英国的负资产，那如何躺平呢？甘地率先示范，身着土布，日食不超过5种食物。1931年赴伦敦谈判时，他拒绝入住酒店，选择在东伦敦贫民窟过夜，英媒称其为“半裸的苦行僧”。 这种素食、独身、禁欲的苦行僧式生活，让他成为了反殖民与反物质主义的图腾，搞得印度老铁至今仍然反物质。“非暴力不合作”也随之符号化、神圣化，既避免了内战分裂风险，又抬高了英国统治成本。 1946年，英国对印贸易逆差达到1.2亿英镑。握草！竟然把殖民干成了赔本买卖。对“账本治国”的英国而言，这肯定不能行，然后随手弄了个印巴分治方案，就撒丫子跑了。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甘地精准打击到了殖民主义的死穴，以印度独有的文化韧性实现了“最小代价独立”。对此，英国首相艾德礼曾坦言：“我们不是在放弃印度，而是无法继续承担统治印度的成本，无论是金钱还是道德。” 丘胖子则极其愤怒：“那个半裸的托钵僧，竟敢挑战大英帝国！”充满着自大与傲慢。乔治·奥威尔说：“甘地的非暴力只有在面对有底线的敌人时才有效，对纳粹他只会被送进毒气室。”相当于给英国人脸上贴金。 对于信奉枪杆子出政权和暴力重启的硬核民族而言，我们或许看不上甘地的操作。但他确实以最小成本和牺牲换取了印度独立，让分裂了5000年的南亚次大陆首次实现了大一统。 从这点来看，甘地既是“圣雄”，也是现实主义者，是反殖民主义的象征。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曾在《甘地时代的印度》中说：“甘地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时代，他是人类对暴力的永恒诘问。” 这里有个问题，甘地为啥会产生“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思想理念？其实，任何人的思想理念，以及其所做的每个决策，都是其人生经历的投影。 一是家庭影响，甘地父亲是波尔班达尔土邦首席大臣，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甘地自幼目睹，进而形成了对道德权威的重视。 他母亲是虔诚的毗湿奴派信徒，每日斋戒祈祷，恪守“不杀生”戒律，经常带他去参访耆那教寺庙，接触耆那教“不伤一虫”的“极端非暴力思想”。甘地曾说：母亲每日祷告四小时，她的虔诚让我相信精神力量胜于暴力。 二是海外游历，他在伦敦求学期间，对《圣经》非常上头，尤其痴迷于“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觉得这话简直太哇塞了，认为基督教与印度教非暴力理念是相通的。 后来，他加入伦敦素食协会，结识神智学者，开始思考“道德抵抗”的可能性。1906年，他在南非组织“真理坚固”运动，反对南非《亚洲人登记法》。说穿了就是日常跟人辩经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 1909-1914年，他通过组织南非印度侨民罢工游行，迫使南非政府废除了对印度侨民的3英镑人头税，并释放了2500名抗议者。至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正式练成。 即使你寡不敌众，也要让真理成为你的军队； 武器不是剑，而是真理与爱； 以眼还眼，举世皆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