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国军中将李玉堂将一封信投入邮筒后不久，住所被大队特务包围，带头的手持信件说：“李将军，这下证据确凿，你只能跟我们走一趟了。”
李玉堂是山东广饶人，黄埔一期生，他在抗战中担任军长的第十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均有不错的表现，被称为“泰山军”。
抗战胜利后，李玉堂调任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进驻兖州。在1948年7月的兖州战役中，第十绥靖区全军覆灭，李玉堂化装逃脱，辗转回到南京。
蒋介石对李玉堂的表现很不满意，下令将他“撤职查办，永不叙用”。到了1949年底，薛岳在担任海南防守司令后，向老蒋极力推荐下，赋闲的李玉堂被再次起用，身兼海南防卫副司令、第一路军司令官、32 军军长三个要职。
就在李玉堂到海南不久，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匆匆赶来。陈石清是地下党员，此番前来，身负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的重任。
没有太多的寒暄，陈石清便直奔主题：“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你我都看得清楚。解放军这边希望你能顺应大势，率部起义，为海南百姓谋福祉。”
李玉堂眉头紧锁，来回踱步，许久才开口：“石清，我并非不愿起义，只是我这个防守副司令、第一路军司令官，实际只能指挥一个32军，这个军和我之前并无渊源，我也是刚接手，情况生疏，亲信也不多，贸然起义，恐生变故。”
接着，李玉堂又提出了其他的顾虑，希望能和解放军的首长协商起义，表示这样才能“心里踏实”。
陈石清点头表示理解：“这我明白，你先写封亲笔密信，由伯兰渡海送交在广州的解放军首长，看看那边的回复。”
李玉堂沉思片刻后，写下了密信交到了陈伯兰手中，说：“要交到叶剑英司令手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海南的局势愈发紧张。1950年3 、4月间，解放军四野攻岛部队，已完成对海南的进攻准备。
东线登陆部队于4月上旬率先从该岛东部海港登陆，防守海南的国军号称十万，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纷纷后撤。
李玉堂此时心急如焚，他一边要稳住自己麾下的部队，一边时刻盼着起义的指示。军中不少部队长察觉到局势不对，纷纷来找李玉堂。
一个师长来找李玉堂：“李司令，如今共军军来势汹汹，咱们该如何是好？是不是得做好后撤转移的准备？”
李玉堂瞪了他一眼：“慌什么！现在还不到撤退的时候，咱们得坚守阵地。”
这所谓的坚守，不过是在等起义的时机。
而另一边，薛岳也对李玉堂有所怀疑，不断派人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使得李玉堂难有动作。
终于，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国军开始仓惶向海南南部撤退。李玉堂这边，一来，没有发起起义的把握；二来，由于未接到解放军首长的回信，也不知和谁接洽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玉堂只得跟着部队南撤，之后跟着薛岳乘船逃亡台湾。
李玉堂为何没有收到回信呢？原来，叶剑英在看了李玉堂的信后，亲笔批示 “李玉堂火速起义” 的密文，可是由于战事紧急、交通受阻，回复未能及时送达李玉堂手中。
李玉堂错过了这绝佳的起义时机，殊为可惜。
从海南撤到台湾的国军，被打乱建制，重新分配。连薛岳都成了赋闲之人，李玉堂自然也不能例外。
李玉堂有个叫李刚的副官，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李刚到台湾后，因部队番号撤销，他被派去军官训练团整训。
上海解放时，李刚策反了国军某营阵前起义，不想该营有个军官后来又偷偷逃离，跑去了台湾。这个军官在军官训练团认出了李刚，当即跑去告密。
李刚身份暴露后，在严刑拷打下，招认了陈伯兰和陈石清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一事。
老蒋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将桌上的文件一把扫落在地：“马上严查，若情况属实，对李玉堂一定要严惩不贷。”
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消息后，内心焦急万分，对妻子陈伯兰说：“这可如何是好，李刚一旦招供，石清就危险了。”
此时，陈石清在李玉堂的运作下，在高雄要塞任职，相对较为安全。李玉堂为了让陈石清尽快知晓危险，争取时间逃跑保命，匆忙写了一封信写明情况，投入邮筒。
李玉堂显示是太大意了，这样的信件，应该派专人交到陈石清手中，怎么能大咧咧的投入邮筒。特务早已暗中监视了李玉堂的住所，紧紧盯着李玉堂的每一个行动。当信件投入邮筒的那一刻，特务们迅速行动，成功截获了这封信。
信上内容坐实了李玉堂起义一事，征得老蒋同意后，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人将李玉堂夫妇抓捕。
带队的特务头目手持信件，洋洋得意的对李玉堂说：“李将军，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李玉堂长叹一声：“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在审问时，李玉堂说：“此事由我一人筹划，和我妻子与陈石清无关。”
老蒋在批示对李玉堂的判决时，在判决书上恶狠狠地写下大大的 “耻” 字。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夫妇被押往台北碧潭刑场枪杀。
临刑前，李玉堂大声说：“我问心无愧，并无过错。”
1983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批准，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肯定了他在起义问题上因客观原因未能成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