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一只绣花鞋改写了江苏姑娘的命运。19岁的周粉英拖着17岁小姑子躲进邻居家磨盘底，却不知自己慌乱中遗落的绣花鞋，正躺在日军脚边狞笑。 日军举着那只红底金线的绣花鞋破门而入。磨盘轰然掀开时，两个姑娘的指甲在泥地上抠出了血痕。麻绳捆住她们手腕的瞬间，周粉英的粗布衣襟被撕开半截。 营地里的20多个姑娘像牲口般挂着编号。周粉英胸前贴着“1号“布条，每天要接待四五双沾着硝烟味的手。最凶的那天，她数着身上压过十二个黑影。刺刀尖顶在喉头时，她咬破嘴唇都没掉泪。 转机出现在两个月后。镇上官员用三十块银元把她赎出魔窟，却反被她用剪子抵住咽喉。这个读过私塾的姑娘眼里烧着火：“要命一条，要我做小老婆除非天塌。“ 回到丈夫倪金成身边那晚，夫妻俩抱着哭到天亮。三年后丈夫参军战死，周粉英把遗书捂在胸口三天三夜。再嫁时她悄悄藏起前夫的烈士证，就像藏起那段血淋淋的往事。 直到2007年报纸上雷桂英老人的讣告刺痛了她。90岁的老人颤抖着翻开记忆：“伟勋啊，妈当年被鬼子...“话没说完就泣不成声。在南京见到韦绍兰那天，两个老太太的手攥得死紧：“你说的苦，我都尝过啊。“ 递交索赔书那年暑气正盛，周粉英摸着泛黄的照片睡了就没再醒。她枕边摆着三样东西：磨盘底抠下的土块、褪色的绣花鞋、还有丈夫那张被泪水泡皱的烈士证。 如今白蒲镇的磨房早拆了，可有些伤疤比青石板还硬。当年营地的位置长满野菊花，风一吹就摇头，像是要把那些哭喊声甩进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