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镇中学读初二，看见四叔在供销社搬货箱。他扛着两摞足有半人高的纸箱，后脖颈

那年我在镇中学读初二，看见四叔在供销社搬货箱。他扛着两摞足有半人高的纸箱，后脖颈被烈日晒得发紫，汗珠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我攥着母亲缝的粗布书包，刚要张嘴喊人，四叔突然别过脸去，佝着腰钻进仓库再没出来。 我家住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里。父亲在我八岁那年上山采石被哑炮炸没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靠着三亩薄田和两只会下蛋的母鸡过活。 四叔是父亲的堂弟，在村里当赤脚医生，总说我们家的脉案比村长家记得还厚。 每逢青黄不接，四叔就拎着鼓囊囊的布袋来敲门。布袋里有时是半袋玉米面，有时是晒干的红枣，最底下总压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母亲推辞，他就把布袋往灶台上一墩："给娃们蒸点枣馍，看大丫瘦得跟豆芽似的。" 1992年深冬特别冷，教室窗户糊的报纸被北风撕开豁口。我缩在倒数第二排跺脚，单布鞋里塞的棉花早就踩成了硬疙瘩。后排男生突然捅我："外头有人找！" 四叔站在校门口杨树下，军大衣领子竖得老高，怀里抱着个灰布包袱。见我出来，他急忙解开包袱皮，露出双黑灯芯绒棉鞋，鞋帮上还缀着两朵歪扭的绒花。 "供销社处理的瑕疵品。"四叔蹲下来给我换鞋，手指冻得通红，"试试合脚不？"我的脚趾碰到暖烘烘的新棉花，突然发现他脚上的胶鞋裂着大口子，灰袜子隐约透出冻疮。 鞋底夹着五块钱，被我的体温焐得温热。 后来才知道，那是四叔砍了半个月柴禾，走二十里山路挑到集上卖的钱。 初三那年，四叔托关系进了供销社当临时工。每到月底盘账，他总借口对账留在仓库，实则把出库单上"损耗"的数目悄悄改大。第二天我的课桌抽屉里就会多出半斤粮票，或者用油纸包着的冰糖——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糖块能在舌尖化出蜂蜜般的甜。 中考放榜那天，我攥着县卫校的录取通知书不敢回家。母亲在灶台前抹泪，小妹的学费还欠着，圈里的猪崽要到年底才能出栏。夜色浓得像泼墨时，四叔骑着二八杠冲进院子，车把上挂的布袋滴答着泥水。 "呯"地一声，布袋砸在磨盘上。二十张粮票捆得整整齐齐，还有裹在手帕里的八百块钱，纸币上的汗渍在月光下泛着光。"当年偷塞给你的粮票，我都记账上呢。"四叔咧着嘴笑，缺了半颗的门牙在黑脸上格外显眼。 去年秋天，我以供销社主任身份核对旧账本。在1994年3月的出库单上，突然看到四叔歪歪扭扭的备注："今损耗白糖半斤，给大丫补身子。"墨迹旁晕开个圆圆的湿痕，像极了那个雪夜他军大衣上的冰碴子。 母亲至今保存着那个灰布包袱。褪色的灯芯绒棉鞋里，二十张粮票依然夹在鞋垫下，只是当年能买五十斤白面的粮票，如今成了供销社展览柜里的老物件。 四叔上个月走了，我在他枕芯里发现个记账本，最后一页写着："2003年9月1日，给大丫凑学费，还差18块7毛。" 窗台上那盏煤油灯突然爆了个灯花，恍惚看见四叔站在供销社柜台后，正把冰糖悄悄塞给出库单的夹缝。玻璃柜台映出我的白大褂，和二十年前那个攥着粮票流泪的少女重叠在一起，中间隔着永远温暖的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