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天，在一场十万人公审大会上，一个书生模样的男青年判处死刑，他就是曾在北大就读的高考状元沈元。一声枪响过后，沈元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32岁，他满腔的理想壮志也在那一刻彻底宣告破灭。 每年高考放榜时，总有一群状元成为焦点。自从大陆设立高考制度以来，除了文革时期曾暂时中断招生，数十年来已经产生了上千名状元。这些状元大多数进入了学术界、政界和商界，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并非所有状元的命运都如预期般光明。沈元，这位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便是其中一个命运极为悲凉的例子。 沈元曾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罗基曾说，沈元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回忆道：“我了解他。他总是想多争取一点时间，再停留一会儿，哪怕是片刻，期待有人能喊出‘刀下留人！’但他没有等来这个声音。别人早已绝望，他依然以超凡的机智试图寻找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脑海中有多少历史学的课题在召唤着他，鼓舞着他不甘心轻易结束一生。” 1980年，沈元的母亲和姐姐终于收到了平反的通知书，宣告沈元无罪。然而，沈元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时，哭声撕心裂肺，她哭诉道：“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场无情的折磨，已经让沈元的家人忍受了太多的痛苦。 沈元于193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在南京政府任职镇江县县长，并在抗战期间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他因病去世。母亲何天予则早年毕业于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语言学家。 沈元的姑母是协和医院的医学博士，姑父则曾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医学系主任等职务。2009年，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沈元的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此时，外界才得知，沈元与沈君山是表兄弟。 1970年的某一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在北京举行。广场上黑压压地聚集了十万人，气氛肃穆而紧张。一个戴着手铐、身穿囚服的年轻人被押上了审判台。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书生。一声枪响，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2岁。 倒在血泊中的年轻人，正是曾经叱诧风云的北大高材生沈元。1955年，沈元以全国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是无数学子心中的偶像与榜样。他潜心治学，勤奋刻苦，在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公认为前途无量的新星。 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得如此突然。一天，沈元在图书馆翻阅外文资料时，偶然看到一篇国外报道。出于学术兴趣，他将该篇报道翻译下来，并写下自己的思考。谁料，这一行为被人告发，沈元从此成为众矢之的。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特殊时期，沈元的举动被视为“思想反动”的证据。校方很快决定开除沈元的学籍。 尽管已经失去了学籍，但他仍然心系历史研究。然而，命运再一次和沈元开了个残酷的玩笑。1970年发生的那场＂一打三反＂运动，让沈元彻底绝望。经过一番审查，沈元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了死刑。年仅32岁的他，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从意气风发的高材生，到劳改犯，再到阶下囚，沈元的人生轨迹宛如一部悲剧，令人唏嘘不已。 雷光汉曾回忆，有一天，沈元悄悄把他拉到一旁，向他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是沈元的姨表妹，他称她为未婚妻。这位美丽的小姐高中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不久后，这位小姐也曾来看过沈元。当时，沈元的生活艰苦，工作累，饮食也不好，基本是每天吃苞谷粥和窝窝头。 1959年初，沈元请假回城看病，但他没有再回来。带队的老师宣称沈元逃跑，学校随即开除他的学籍，并将他除名。不久后，沈元向朋友求助，要求将他的衣物寄到史家胡同19号。沈元的朋友与孙机一起，用他的被单将他的衣物包好寄走，但一件蓝色中山服被留了下来，因为沈元的朋友自己没有完整的衣服。后来，沈元将这件木箱子赠送给朋友，表示它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逃离祖国。 1962年，沈元的研究论文被推荐给了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黎澍。黎澍与其他历史学家在阅读过这些论文后，都对沈元的才华感到震惊，纷纷称赞他是难得一见的才子。沈元的第一篇震动史学界的作品是《〈急就篇〉研究》，这篇论文被黎澍选中并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 黎澍不仅在十篇沈元的作品中挑选了这篇，还将当时被街道居委会监管的沈元调入了近代史研究所。沈元加入近代史研究所后，又发表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的论文，受到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的赏识。 《人民日报》还摘录了沈元论文的上万字，并在整版上转载。黎澍曾说：“如果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十个沈元，面貌将会彻底改观。”复旦大学教授、经学家周予同更是赞扬沈元的研究道路，并表示全力支持。尽管如此，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部分人员却向中宣部举报，要求对沈元的研究进行压制，指示中国社科院展开调查，并要求停止沈元的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