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虽伟岸，但仍不及曾国藩。谥号可见一斑：曾国藩是文正公，左宗棠是文襄公。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谥号是朝廷对臣子一生功过的最终评价。清朝末年，两位挽救王朝于危难之际的大臣曾国藩与左宗棠，分别获得了＂文正＂与＂文襄＂的谥号。 一字之差，却蕴含着朝廷对两人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意指端正、正统，代表着朝廷对曾国藩治国理政方面的高度认可；而＂襄＂则有辅助、协助之意，表明左宗棠虽功勋卓著，但仍居于辅助地位。 从起点来看，曾国藩显然比左宗棠更为顺遂。道光十八年，曾国藩高中进士，随后入翰林院，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而左宗棠则在科场上屡战屡败，三次参加会试都未能考中进士，最终只以举人身份步入仕途。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满清的八旗和绿营军制已经崩溃。面对危局，曾国藩响应朝廷号召，回到湖南筹建湘军。军队建立需要资金，曾国藩采用了＂勒捐＂的方式筹集军饷，简单说就是绑架富户，迫使其家人捐银赎人。 然而，当曾国藩绑架了前两江总督陶澍之子陶桄时，事情发生了转折。陶桄正是左宗棠的岳父，这激怒了时任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左宗棠联合其亲家在湖南的势力，将曾国藩赶出了长沙城。这看似是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第一次对立，但令人费解的是，此事过后两人关系不仅未恶化，反而日益亲密。 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这是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及时向朝廷报捷，曾国藩早早准备了奏折范本，由前线指挥官曾国荃填写具体细节后上奏。在随后的详细奏折中，曾国藩出于满汉平衡的考虑，将湖广总督官文列在自己前面，并添加了＂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的内容。 然而，左宗棠获悉幼天王逃出天京的消息后，并未及时通知曾国藩，而是直接向朝廷上奏，称幼天王不仅逃脱，还聚集了十余万人马，这无疑大大削弱了曾氏兄弟攻克天京的功劳。慈禧太后对此极为震怒，严厉斥责曾国藩报功不实。 曾国藩并未坐以待毙，在回应中提到左宗棠克复杭州时让十万太平军逃脱的旧事，两位大臣互揭老底，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慈禧太后见状，出面和解，表面上＂贬曾抬左＂，实则是在利用两人的矛盾进行政治平衡，防止汉族大臣势力过于集中。 曾国藩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军事成就上，更在于他识人用人的非凡能力。咸丰九年，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得罪了湖广总督官文，差点丢了性命，随后被迫离开骆秉章幕府。正当左宗棠陷入职业低谷时，曾国藩伸出了援手。他在奏折中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建议朝廷任命他办理湖南团防或担任其他官职。一年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夸奖左宗棠＂思力精专，识量宏远＂，认为他＂可以独当一面＂。 曾国藩的慧眼和举荐为左宗棠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逐渐将浙赣边界的湘军交给左宗棠指挥，让其独立作战。在左宗棠成功克复杭州后，曾国藩又极力保荐他出任浙江巡抚，使其晋升为封疆大吏。 在天京战役后的政治博弈中，曾国藩展现出罕见的政治敏锐性。他洞察到湘军势力过大可能引起朝廷忌惮，于是在天京克复后的八月，主动上疏裁撤了25000名湘军。 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同样高明。她看透了曾左不和的表象，利用这一矛盾巧妙地实现了权力平衡。通过在处理幼天王逃脱事件中＂贬曾抬左＂，她成功促成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之间的权力制衡，形成了汉族官员＂三足鼎立＂的局面。 曾国藩与左宗棠在治国理念上有着明显差异。曾国藩主张＂中体西用＂，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西方先进技术，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他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翻译馆为中国近代工业和知识更新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则更注重军事实践和疆土统一，他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然而，相比曾国藩对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远影响，左宗棠的成就更多体现在具体军事行动上。 左宗棠最辉煌的成就当属收复新疆，稳固了清朝西北边疆。在这场艰难的军事行动中，曾国藩虽已去世，但他生前派遣的湘军猛将刘松山仍随左宗棠征战，并为其筹措军饷。这一细节表明，尽管表面上二人因攻克天京后的奏报事件而交恶，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支持从未中断。 谥号的差异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同地位。曾国藩以＂文正公＂的身份，成为晚清政治改革的核心人物，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发展方向；而左宗棠以＂文襄公＂之名，成为这一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正＂一＂襄＂，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晚清最后一段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