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先喝鸡汤、牛肉汤开胃；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有的时候，一顿就吃十几个鸡蛋；之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喝人参茶，吃一碗鹿茸。 在中国近代史，袁世凯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从一个强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到短暂的皇帝，他的生活和权力之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 1915年12月，袁世凯的政治野心达到了顶峰。 在那一年，一股推动恢复君主制的浪潮在中国蔓延开来，筹安会和来自各省的国民代表，都纷纷推戴袁世凯登基为帝。 袁世凯表面上多次揖让，展现出一种似乎对皇帝身份持谨慎态度的形象，但实际上，这种揖让更多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以测试和加强他的权力基础，同时也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做好铺垫。 在内外交困的压力和机会主义政治家的怂恿下，他最终接受了皇帝之位，决定建立中华帝国，并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象征着他的统治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袁世凯的帝王梦想实现，他以全新的身份和权力，迎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饮食上的奢侈无度。 在袁世凯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他以军人的身份严格自律，坚持简单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生活方式，他的餐桌上常见的是清淡的粥和蒸菜。 但随着他权力的增长和对帝王梦的渐渐迷恋，袁世凯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1916年元旦，当他在紫禁城的高台上登基，成为满朝文武跪拜的中华帝国皇帝，这标志着他生活的奢华转变。 从那一刻起，袁世凯的餐桌上开始堆满了珍贵稀奇的食材。 每日的饮食从三餐变为十餐，每一餐都精心筹备，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口味需求和显示他帝王的身份。 清晨，他的第一顿就是一大碗滚烫的鹿茸鸡汤，以补气养身，随后不久，丰盛的早餐铺开，桌上摆满了燕窝、肥鸭丝和三鲜鸽蛋等滋补佳肴。 午后，厨房会为他准备特制的活络丹和海狗肾汤，以及各种珍稀的菌类和草药泡制的滋补茶。 袁世凯将这种过度的饮食视为对自己皇帝地位的肯定，他在宴席上频频举办豪华的宴会，邀请满朝的大臣共襄盛举，以展示其权力和地位。 这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原本结实的身躯开始因过度的进补而变得臃肿，步履蹒跚，不久，他便出现了多种健康问题，包括呼吸困难和睡眠障碍。 尽管袁世凯的身体日益衰败，他对奢侈的追求却没有丝毫减少。 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立，政治的盟友逐渐离他而去，公众的支持也在急剧下降，这种身心的双重打击让他的心情变得异常烦躁和不安。 他试图通过更加频繁和奢华的宴席来寻求慰藉，却发现越是这样，他的政治地位越是岌岌可危。 袁世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从权力的顶峰到健康崩溃的过程。 他的身体因长期过度进食而严重恶化，最终在1916年6月病倒，仅仅半年后便宣告逝世。 袁世凯的健康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急剧恶化，最终被医学界诊断为尿毒症的严重后果。 袁世凯的长期管家陶建树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他眼中，袁世凯的过早辞世并非单一疾病所致，而是长期过度进食的直接结果，他认为，袁世凯的死与其奢侈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陶建树回忆说，在袁世凯称帝后，皇宫的饮食日趋奢华，每日多次的补品摄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体所需。 从珍贵的鹿茸、人参到海狗肾和燕窝，这些所谓的滋补佳品频繁地出现在餐桌上。 陶建树常引用一句老话：“是药三分毒”，来形容这些补品的双刃剑效应。 虽然这些食材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能延年益寿，但其实它们在没有适度控制的情况下也可能带来毒性作用。 陶建树指出，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明显感觉到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这直接关联到他的饮食方式。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长期的不合理饮食是导致慢性肾病和最终发展为尿毒症的重要因素。 慢性肾病可能由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条件引发，这些状况往往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 在袁世凯的案例中，其丰富的蛋白质摄入量，特别是大量的动物内脏和珍稀补品，可能加剧了他的肾脏负担，最终导致其肾功能衰竭。 袁世凯的死亡并非单纯由一个因素引起，而是其长期的生活习惯和饮食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 同年8月24日，袁世凯的遗体被安葬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袁林，这是按照他生前的愿望选择的安息之地。 袁林坐落在安阳市境内的太平庄，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墓地。 墓地的建筑风格“仿明陵而略小”，在设计上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反映了袁世凯一生中追求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性。 袁林的建筑布局精心设计，前部分采用了明清皇陵的传统风格，宏伟而庄严，体现了袁世凯生前的皇帝野心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尊崇。 穿过庄严的前院，后部分则展现出西洋建筑的特色，如罗马柱和哥特式拱窗等元素，这些设计反映了他生前尝试西化改革的思想。 整个墓园的建筑和布局既展现了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地位，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