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清华校长梅贻琦不顾众人阻拦执意南渡。6年后，他的儿子却一心返回大陆，临行前梅贻琦握着儿子的手说：“你回去也许会有一番作为，但这就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梅贻琦生于清朝末年的一个诗书世家，家境逐渐衰败，但他沉浸于经典经史的学习。 1904年，年仅十五岁的梅贻琦进入南开学堂，受到张伯苓的赏识。 四年后，他被保送进入保定高等学堂深造，并于1909年成为清华大学首批赴美留学生之一。 他赴美国的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 1914年，梅贻琦学成归国。 1929年，梅贻琦应邀回到清华，接替教职。 那时，清华正处于低谷，学生人数少，学校面临资金困难，梅贻琦致力于教育改革和校务管理。 他担任了教务长。 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他的上任时机堪称艰难，学生运动频繁，连年冲突导致不少校长和教授被迫离职。 然而，梅贻琦坚持民主的校务管理，并力求通过自由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 梅贻琦注重学术自由和全面发展，并且推崇希腊人对体育的重视。 在他上任后，学校的体育教育得到了很大的重视，曾有名教授马约翰被赋予了与其他学科教授平等的地位。 1949年之前，梅贻琦带领清华大学度过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 他带领清华大学搬迁到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然而，梅贻琦个人的清贫常常让人感到震惊。 在战争期间，清华大学的经费紧张，梅贻琦为了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常常亲自削减校内开支。 他甚至拒绝了很多特权和便利，包括司机、免税和家政服务。 他的家中没有什么积蓄，甚至连普通人家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 梅贻琦在住院时竟然连药费都支付不起，去世后，连葬礼的费用都没有，最终只能通过校友募捐。 梅贻琦常常把自己最值钱的家当抵押出去，维持清华大学的正常运转。 对于他来说，学生的前途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 即便自己的家人生活困顿，他依然从不拖欠或偏袒任何一位学生。 梅贻琦的家庭成员也未能得到他应得的照顾。 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曾是清华大学的优秀女性，但由于家庭困境，她最终不得不外出打工。 梅贻琦在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时，由于工资微薄，生活依然清贫。 他与妻子长期分居，妻子韩咏华在62岁时仍然不得不去做低收入的工作，包括在工厂和医院工作，甚至照料盲童。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搬迁至云南，梅贻琦和龙云的关系较好，然而，当龙云的儿子未能通过西南联大附中考试时，梅贻琦毫不妥协，坚决执行公正的入学标准。 1936年，国民政府因清华的左翼学生活动加剧对该校的打压，决定抓捕涉事学生。 面对军警的威胁，梅贻琦在办公室内保持冷静，交出了一个看似符合要求的住宿名单，却悄悄将其修改为一份旧名单。 随即，他指示校工切断全校的电力，军警在一片黑暗中四处寻找，最终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学生。 学生得以脱身。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逐渐发展成一所学术氛围浓厚、师资力量雄厚的高等学府。 梅贻琦认为作为校长，最重要的职责是为教授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 他不愿自己成为光环的中心，而是将更多的荣耀归于那些辛勤耕耘的教授。 清华大学正是在他任期内，吸引了如华罗庚、冯友兰、吴晗等一大批顶尖学者。 梅贻琦的影响力甚至远及国际学术界。 梅贻琦在教育领域取得了成就，但他始终保持谦逊。 1946年，梅贻琦重新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然而，当时，北平即将进入新的政权体制，梅贻琦选择了离开，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离开可以保护清华的独立性和财政资金。 尽管国民政府多次邀请他参与政府工作，但他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 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选择回到祖国。 尽管梅贻琦曾告诫他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梅祖彦还是决定投身祖国的建设。 梅祖彦回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从事水利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他利用清华基金会的资金创建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一研究所后来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1962年，梅贻琦因病逝世，他的葬礼简朴，葬于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园内，那里被命名为“梅园”。 参考文献：[1]张广云.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高校教育管理思想[J].兰台世界（上旬）,2013(6):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