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丁玲提出和两个男人同居，更离谱的是他们真住到了一起。这事搁现在都算炸裂，放在百年前简直是往封建礼教脸上甩巴掌。 那年头新文化运动刚把窗户纸捅破，留短发的女学生都被人指指点点，丁玲却敢把两个男人拽进同一屋檐下。胡也频是她明媒正娶的丈夫，冯雪峰是北大遇到的灵魂知己，这两个男人像两团火，把她的心烤得噼啪作响。 她咬着牙在西湖边租了套房子，三个文化人愣是把日子过成了行为艺术。胡也频负责买菜做饭，冯雪峰陪她谈诗论文，晚上三盏煤油灯各照各的稿纸。外人看着像文艺沙龙，关起门来全是玻璃渣——胡也频盯着冯雪峰教丁玲日语的手，冯雪峰瞥见胡也频给丁玲披外套，丁玲夹在中间写《莎菲女士的日记》。 撑了不到半年就散了架。冯雪峰半夜收拾行李时，砚台里的墨都没干透。他给丁玲留了封信，说再不走就要把自己逼成疯子。丁玲攥着信哭到天亮，转头看见胡也频蹲在灶台前熬粥，衣领上还沾着昨夜的墨水渍。 后来这对夫妻搬了六次家，胡也频把戏剧世家的底子都掏空了支持妻子写作。1931年他穿着丁玲织的毛衣走向刑场时，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情诗。而那个出走的冯雪峰，后半辈子再没提过西湖边的荒唐事。 这种惊世骇俗的尝试，究竟是对自由的追求，还是对感情的透支？看客们吵了快百年也没个定论。但翻开丁玲那些带着血性的文字，字缝里还渗着当年三人同踩木地板的吱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