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小萝卜头的遗体，在戴公祠警卫室被挖了出来。谁知，小萝卜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遗物，当工作人员看到后，无不掩面而泣。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革命正处于艰难曲折的关键时期，宋绮云原本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从事统战工作，他以超凡的智慧与勇气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联络进步人士的重要桥梁。而徐林侠负责妇女工作，成功地将众多心怀家国的妇女团结在革命旗帜下。 1941年，宋绮云在被捕前曾写下一封未能寄出的信件，在信中他回忆了一家人最后的自由时光：＂昨日午后，我抱着振中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咿咿呀呀地笑着，林侠在一旁准备简单的晚餐，我们聊着党的工作和振中的将来，希望他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这封信后来被藏在同志的衣物中，直到重庆解放后才被发现。 1942年，不到一岁的宋振中随父母一同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那座不见天日的牢狱成为了他生命中唯一熟悉的＂家＂。在这里，发霉的饭菜是他的日常饮食，潮湿阴冷的监牢成为他成长的环境，看守尖刻的谩骂构成了他幼时的＂摇篮曲＂。最让人心碎的是，幼小的宋振中还要目睹父母遭受酷刑后伤痕累累的模样。 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了宋振中特殊的体型：相对正常大小的头部下是极度瘦小的身躯，看上去就像一颗小萝卜，狱友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小萝卜头＂。 虽然没有机会与同龄人玩耍，＂小萝卜头＂却与狱中的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交＂。韩子栋、胡春浦、李碧涛等人都特别疼爱这个早熟、懂事的孩子。看到＂小萝卜头＂在监狱中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些革命志士决定为他争取学习的权利。在一次集体绝食抗议后，监狱当局最终同意让＂小萝卜头＂得到基本的学习机会。 黄显声是教授＂小萝卜头＂的主要老师之一，他曾将自己珍藏的半截铅笔郑重地交给了这个渴望知识的孩子。 在狱友们的教导下，＂小萝卜头＂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很快，他掌握了基本的识字能力，能够阅读简单的文章，甚至能背诵一些革命诗歌。牢 作为监狱中行动相对自由的孩子，＂小萝卜头＂逐渐承担起了情报传递的重要工作。他能够在看守不注意时，将写有重要消息的小纸条藏在衣服里，送给不同牢房的革命志。 1949年9月，解放军节节胜利，重庆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据点之一，局势已然岌岌可危。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溃逃前处理掉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9月6日。清晨，＂白公馆＂内的气氛异常紧张。一队全副武装的特务冲进牢房，粗暴地将革命志士们押上了等候多时的卡车。其中就包括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年仅8岁的孩子——＂小萝卜头＂。 革命志士们被押到＂戴公祠＂前的空地上。宋绮云和徐林侠先后倒在了血泊中，而＂小萝卜头＂目睹了这一切。当刺刀最终指向这个瘦小的身影时，他并未哭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天，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成为了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和安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大屠杀引起了特别关注。 然而，寻找＂小萝卜头＂的遗体并非易事。国民党特务在仓皇逃离时，曾试图掩埋证据，将遇害者遗体匆忙掩埋在不同地点。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位意外的线索出现了——一名曾在＂白公馆＂担任看守的老人主动找到了调查组。 这位老人名叫王德明，年近六旬，在＂白公馆＂工作期间曾目睹了＂小萝卜头＂的成长。虽然身为看守，但他私下里也曾偷偷给过孩子一些额外的食物。国民党溃败前，他被命令参与处理遇害者遗体，亲眼看到了＂小萝卜头＂被杀害后的情景。 在王德明的带领下，调查组在＂戴公祠＂警卫室的一个角落里挖掘出了＂小萝卜头＂的遗体。尽管已经过去了数月，但那个瘦小的身躯依然能够辨认，特别是那个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头部——这正是＂小萝卜头＂的特征。 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遗体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细节：＂小萝卜头＂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样东西，即使在死亡的瞬间也未松开。工作人员轻轻掰开那已经僵硬的小手，发现那是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正是黄显声老师送给他的那半截宝贵文具。 更令人动容的是，铅笔尖端附近还隐约可见几个稚嫩的字迹：＂新中国＂。显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小萝卜头＂仍在坚持书写着他从未见过但却深深向往的新中国。 1950年代初，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白公馆＂和＂渣滓洞＂革命旧址开始修缮，并逐渐发展为纪念馆。＂小萝卜头＂的故事成为其中最感人的一章。那支被他紧握至死的半截铅笔，被精心保存并展出，成为永久的馆藏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