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西安，经历政治风波后，李赤然将军获得平反。他前往南京军区索要工资，却遭遇空军司令员的抵触：“平反了还不满足？老家伙还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李赤然，出身自陕北红军的军事家，早年参与新中国防空军的组建和发展。1949年，他从第4军调入新成立的防空司令部，其政委身份让他在防空军的任务与形势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周士第司令员指示他，基于4军军部组建高射炮学校，李赤然充当该校政委，肩负培养防空指挥官的重任。 随着1954年高射炮兵学校基本建成，李赤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正在筹备中的高级防空学校，继续担任政委。此时，防空部队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1955年防空部队改编为防空军，属于新中国五大军种之一，他原本被选定担任即将成立的防空军学院的政委。不过，由于1957年空军与防空军合并，相关计划被迫取消。 到了1959年，李赤然累积多年的军事教育经验使他被调至空军第2军政委位置，其间他深刻理解到高技术性质的空军部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1962年，他原本即将接替黄立清成为沈阳空军政委，却因空军党委的调整，被提议调往南京空军。 南京空军的位置对李赤然来说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南京处于京沪宁三角地区，经常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因此急需强有力的领导来提升防御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李赤然的工作不仅是行政管理，更多的是提升军队的战备状态和政治工作的渗透。 当李赤然1962年被提议调往南京空军任政委时，他的职责主要是加强南空的领导核心，确保这一关键区域的空军部队能够在高压环境下保持战斗力。在职期间，他重点关注提高空军部队的技术熟练度和政治忠诚度，这对于提升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至关重要。他的工作也涉及到对空军官兵进行政治教育，强化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提升他们对现代空战的认识和准备。 然而，李赤然的南京空军生涯并非没有挑战。尽管他被看作是接任南空政委的有力候选，但在余立金尚未离任之前，他被临时安排担任副职。这种“过渡期”异常漫长。在这期间，他不得不在不完全的职权范围内尽力施展影响，同时处理与余立金的职务重叠问题。 李赤然在南空的工作同样涉及到了战备准备。他协助实施和优化了多项防御措施，以应对可能的军事冲突，这包括对防空系统的升级和战术训练的强化。他的这些努力有助于南京空军维持在高度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响应任何紧急情况。 1965年对李赤然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年，中国空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人事调整，其中包括刘亚楼的病逝和吴法宪的接任空军司令员。这些变动直接影响到了李赤然在空军中的职位和职业前景。 在这场人事变动中，余立金被提升为空军副政委，而李赤然原本预期将会接替余立金的南京空军政委职务。然而，事与愿违，当余立金的位置空出来时，空军党委并没有选择李赤然填补这一空缺，而是任命了江腾蛟为新的南京空军政委。这一决定对李赤然来说无疑是一个职业上的重大挫败，他的职业生涯因此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1969年，更为严峻的挑战出现在李赤然的职业道路上。在这一年，他被免去了所有官职，结束了在空军的职业生涯。这一决定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空军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详细原因未被完全公开。被免职后，李赤然返回了他的陕西老家。 晚年的李赤然主要在西安生活。1982年，他正式接到了离休命令。此后，李赤然的生活较为低调，他的公共活动减少，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