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越南西贡军用机场，一名母亲用力把孩子抛给美军，祈求能够把她一起带走。这个小女孩穿着裙子和凉鞋，看起来只有一两岁的样子。她惊恐的紧闭双眼，低声哭泣着。 1975年4月29日下午1点20分左右，西贡南部公海的晴空下，第76特遣舰队的航母和战舰进入了作战区域，并开始执行代号为“常风”（Operation Frequent Wind）的撤离任务。第一批直升机立即起飞，向西贡飞去。在确保尽可能多地搭载人员的情况下，所有参与撤离的中小型直升机只配备了一名飞行员。 在这个关键时刻，保罗·雅各布斯少校被命令指挥“诺克斯”级DE-1087护航驱逐舰——乌斯柯克号，前往西贡与第76特遣舰队之间的海域，执行对苏联驻北越空军基地的警戒任务，同时为往来美军的直升机提供支援。 尽管美军早已准备好撤离行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乘坐美军的直升机，许多人只能自行寻找出路。那些有机会的飞行员则驾机带着家人降落在航母上，此外，还有包括F-5战斗机在内的74架飞机飞往泰国避难。 南越空军的黎邦少校也在机场混乱中抢到了一架O-1联络机，准备带着家人逃离。O-1是美国塞斯纳飞机公司的产品，虽然适合在简单地形上起降，但其机型并没有尾钩，也缺乏现代化的导航设备，甚至没有救生衣。黎邦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尽管飞机已经超载，依然决定冒险起飞，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逃生机会。 起飞后，黎邦少校发现他对这架飞机的飞行特性并不熟悉。飞机没有精确的导航设备，且他不知道航母的具体位置，只能盲目地飞行。在黎邦少校的回忆中，他说：“我带着家人往外海飞去，但完全不清楚航母的具体位置，只能盲目飞行，内心十分焦急。” 1975年4月下旬的西贡军用机场，刺耳的警报声和直升机的轰鸣声不断地撕裂着天空。机场跑道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他们中有南越政府官员、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平民，还有无数想要逃离战火的难民。 在这片混乱中，一位抱着幼童的越南母亲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母亲用力把孩子抛给美军，祈求能够把她一起带走。这个小女孩穿着裙子和凉鞋，看起来只有一两岁的样子。她惊恐的紧闭双眼，低声哭泣着。 这是美军开展＂常风行动＂的最后阶段。随着北越军队距离西贡市区越来越近，美国政府下达了最后的撤离命令。一架架的美军直升机在机场和美国大使馆之间来回穿梭，将能够撤离的人员转移到海上的军舰。每一架起飞的直升机都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也带走了太多骨肉分离的痛楚。 据统计，在＂常风行动＂期间，美军总共帮助超过7000名越南儿童撤离，这些孩子后来被称为＂婴儿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被送上直升机的孩子们，大多数后来被安置在美国的收容所或福利机构。有些孩子很幸运，找到了新的收养家庭；有些则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长大。 多年后，一些参与撤离行动的美军老兵组织了寻亲活动，希望帮助这些孩子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在战后的混乱中，大多数寻亲努力都未能成功。那个被母亲送上直升机的小女孩，她的命运如何，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1975年3月9日，西贡。在从岘港撤离的过程中，一些南越士兵在飞机的起落架上挪开一名死去的士兵的尸体。这名死者属于那批在撤离过程中无视平民的安全，强行登上撤离飞机的南越士兵中的一员。与此同时，那些未能登上飞机的士兵在飞机起飞时向他们开枪，场面异常惨烈。到了4月1日，大量从岘港撤离的南越军人在混乱中从一艘大登陆舰换乘快艇，前往越南南部的金兰湾。此时，岘港市已被北越军队占领，南越的局势急剧恶化。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在其作品《同情者》中提到，"越南战争"这个词实际上是由美国人所定义的。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刻有五万多名阵亡美国士兵的名字，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越南人。尽管数十万南越士兵与美军并肩作战并在战场上牺牲，他们的牺牲却从未被美国社会充分认可，几乎没有留下他们的历史痕迹。 当时，美国的计划是撤离西贡的所有美国人，但从未考虑到撤离越南的难民。许多为美国服务多年的南越情报人员、军方人员以及政治人物都未能被美国带走。美国驻越南的大使马丁（Graham Anderson Martin）因其儿子在越南战斗中牺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结。美军飞行员曾回忆，任务命令是先撤走大使，然后再继续执行其他撤离任务。 尽管如此，马丁大使拒绝登机，他坚持只让两三名美国人登机，而带上几十名越南人。通过这种方式，他在两天内将数千名越南人安全撤离。整个撤退过程持续了约一天，直到29日凌晨，美国海军司令强制命令大使必须撤退，马丁大使才不得不离开西贡。在这次撤离中，大约有一万多人通过飞机和船只成功离开西贡。 “1975年西贡沦陷的前一天，我和家人一起从南越逃离。我那时9岁，乘坐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后一批撤离的直升机。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第一骑兵师的新晋准将、副师长Viet Luong这样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