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芯国际原董事长江上舟，为说服在美工作20多年的尹志尧回国，表示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只剩下半条命，哪怕就是这半条命，也要给国家，而4年前上海集成电路产值能超2000亿美元，可以说就他用命换来的。 人类文明从远古的石器时代、铜器和铁器时代，到钢铁铸就的工业革命，再到现代以硅为原材料的电子器件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硅”为代表的半导体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活和技术发展的核心要素。正如“刻蚀机第一人”尹志尧所言，芯片工业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今这个高度数据化的时代，芯片制造业几乎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连接着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科技和服务行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半导体行业几乎是空白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从国外归国的科学家，开始帮助中国逐步建立起半导体学科，并积极培养相关人才，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1997年，50岁的江上舟被任命为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时，上海正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压力。纺织、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为了制约上海发展的“包袱”。在中央政府的规划下，上海的未来发展将依赖于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在2000年前后，芯片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进口数量超过了矿产、粮食等五大战略物资，甚至超过了全部能源的进口量。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几乎全都依赖进口，江上舟意识到，推动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 江上舟通过仔细研究和复盘台湾新竹工业园的成功经验，结合上海的地理优势和发展潜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浦东规划出22平方公里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这个面积是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三倍多。上海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发展潜力将是巨大的，他因此不遗余力地专门前往台湾专门招揽人才。 1999年的硅谷，正值科技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江上舟站在一栋写字楼前，手中握着尹志尧的名片，深吸了一口气。这位在美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华裔科学家，是他此行最重要的目标。 推开会议室的门，江上舟看到了西装革履的尹志尧。寒暄过后，江上舟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希望尹志尧能够回国效力，为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力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尹志尧显得有些犹豫。在美国，他已经建立了稳定的事业和生活，而回国意味着要放弃许多既得利益。 看出了尹志尧的顾虑，江上舟沉默了片刻，随后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己患上了癌症，医生说可能只剩下半条命了。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为中国的芯片产业奔走。＂我这半条命，就是要给国家。＂江上舟的这番话，让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这并非江上舟第一次为国家半导体产业寻找人才。就在不久前，他成功说服了另一位在硅谷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张汝京回国。当时的张汝京年薪已达数千万，但被江上舟＂中国需要你＂这样朴实的话语打动，毅然决定回国投身中国的芯片事业。 江上舟深知，芯片产业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既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更需要优秀人才的持续努力。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也为后来上海集成电路产值突破2000亿美元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江上舟打破了常规，不惜巨资引进海外顶尖团队，并为他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减税、提供优厚的待遇、住房安排、子女教育和医疗社保等。当时，许多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学者和专家，正是因为信任江上舟的远见和魄力，才选择加入。随后的日子里，一批海外微电子领域的专家访问了上海，江上舟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了漕河泾的几家微电子公司。 期间，一位企业老板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称企业所需缴纳的33%的税费让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在听到这个反馈后，江上舟意识到，只有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半导体产业才能真正崛起。于是，他与这些海外专家共同写信给中央政府，呼吁出台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2004年，尹志尧与其他14位专家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到了2018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使得中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紧接着，2019年，美国再次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对其进行制裁。然而，正是这种外部压力，推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加速发展。虽然某些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空白，但中国企业坚定推进自主替代的步伐。 2019年5月17日，华为海思的总裁何庭波在致员工的一封信中提到，华为早在多年前就做出了极限生存的预判，预计有一天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无法获得，为此，海思早早为公司规划了“备胎”方案。这场“备胎计划”不仅保障了华为的生存，更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注入了信心。随着中微公司在2019年迅速崭露头角，并成功在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