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回到房中，却突然感到一把枪顶在脑后。他回头一看，竟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奉命刺杀他。 1949年，贵阳的解放即将到来，第二野战军奉命解放大西南。 二野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指挥部队暂时驻扎在湘黔边界的晃县。 这一天，杨勇和政治委员苏振华刚刚开完会议，讨论了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由于天色已晚，两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驻地。 杨勇进屋后，便点亮了油灯。 然而，灯光刚亮起，脑袋上冷冷的枪口让杨勇一瞬间警觉起来。 杨勇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试图稳住局面。 就在这时，杨勇心生疑虑，他缓缓回头一看。 他从未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持枪刺客，竟然是他的堂哥杨世明。 杨勇的原名是杨世峻，在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杨勇。 然而，他的堂哥杨世明并未得知这一变化，因此误以为自己在执行任务时，杨勇成为了目标。 杨世明参与了一支刺杀队伍。 可当他实际站在杨勇面前时，却愕然发现自己的“任务”竟然是对亲人下手。 杨勇并未责怪堂哥的行为，反而耐心地劝导他放下武器，并告诉他，解放军是为了人民而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然而，西南地区依旧充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他们与地方土匪勾结。 毛主席亲自指挥，决定采用大迂回战略，集中力量彻底消灭国民党残部。 二野第五兵团的任务便是在这一战略下展开。 而杨勇所在的第五兵团，一方面要与38军的摩托化部队配合，另一方面要迅速解放晃县和贵州的部分区域。 由于任务紧急，杨勇暂时驻扎在湘西的晃县。 杨世明最终放下了武器。 原来，杨世明在离开家乡后，由于一时的疏忽，加入了国民党。 彼时，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已经没有了任何法治精神，更多的是由地痞流氓和青皮打手组成。 杨世明被视作外来者，遭遇了不少的欺凌。 然而，杨世明逐渐爬升，最终成为了晃县警察局的局长。 随着解放军的到来，杨世明感到前途渺茫。 他开始设想着，在解放军完全接管之前，趁夜潜入解放军的营地，刺杀共产党司令，激起共军内部的混乱。 按照他的设想，解放军若是发生内乱，自己和同党就可以继续在晃县掌权。 然而，当他潜入解放军营地时，发现是自己亲人。 杨勇告诉他们，解放军并不打算一刀切地清算所有国民党人员，反而会给予那些愿意悔过自新的人员机会。 如果他愿意改过自新，可以选择加入解放军，或者继续在本地工作。 杨勇提到，如果杨世明继续坚持当土匪，他不仅会牵连到自己的同乡，还会让亲人陷入困境。 在杨勇的劝说下，杨世明投降并投身新政府的建设。 在随后，杨世明在解放军的帮助下，顺利地协助解放军进驻晃县。 在此过程中，杨世明的警察部队帮助解放军迅速稳定了局势。 杨世明决定放弃原本的警察局长职务，加入解放军。 解放军也看中了杨世明在地方的经验和能力，决定让他继续留在本地工作。 随着国民党在大西南的迅速溃败，杨勇率领的部队成功解放了贵阳。 这期间，杨勇杨勇的侦察科长魏鸣森敏锐地察觉到司令员常常盯着一个方向，便猜测杨勇可能在思念家乡。 于是，魏鸣森提出在回长沙的路上绕道去文家市镇，去探访杨勇的母亲刘世珍。 杨勇同意让魏鸣森先行确认母亲的安危。 魏鸣森赶到文家市镇后，顺利找到了杨勇的母亲。 得知自己儿子的消息后，刘世珍激动不已。 当她听到儿子已经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司令员后，虽然村民纷纷祝贺，她只是期盼着儿子的安全。 魏鸣森确认了刘世珍安好后，急忙将消息带回给杨勇。 早在1935年，杨勇的腿部中弹，但他依然毫不退缩，继续带领战士们坚持到最后。 同年1月，杨勇终于追上了中央红军的主力。 这一次，他率领的第十团参与了与川军的交锋。 中央红军决心通过土城发起进攻，然而由于情报失误，红军面临着远远超过预期的敌军力量。 杨勇得知土城的国民党驻军远不止原本的四个团，而是多达九个团后，主动请缨。 杨勇再次受伤，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右腮，但依旧坚持用笔指挥作战。 最终，由于失血过多，杨勇昏迷了过去。 红军决定放弃土城，杨勇被送到休养团养伤。 在休养期间，杨勇偶遇表弟胡耀邦，得知家乡母亲安好的消息，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放下。 然而，杨勇知道自己必须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无法再与母亲团聚。 他决定继续投身红军。 直到新中国成立，他终于与母亲团聚。 参考文献：[1]刘鹤,刘喜凤.杨勇的统战思想与建国初期贵州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开展[J].凯里学院学报,2012,30(2):7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