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她的腰部，盛国玉紧张得不敢动！ 1926年，四川省垫江县一个普通的农家迎来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盛国玉。家境虽不富裕但父母重视教育，送她读完了简易师范。 1943年，盛国玉从简易师范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日子里，她用知识照亮了一个个农村孩子的求学之路。 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没有家庭背景，她的教师岗位很快被校长的亲戚顶替。在那个年代，二十出头的姑娘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盛国玉的家门前常有媒婆来访。父母对女儿的终身大事十分慎重，一直在等待合适的人选。 经过家中亲戚的介绍，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与盛国玉相识。盛国玉的父亲对这个未来女婿非常满意，多次催促女儿答应这门亲事。不幸的是，父亲并未等到女儿出嫁就因病去世，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女儿能找到一个好归宿。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温馨，余梓成不仅事业有成，对妻子更是体贴入微。在某个夜晚，余梓成向妻子坦白了自己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在丈夫的引导下，她开始了解革命的意义，逐渐接触进步思想，主动支持丈夫的地下工作。 1948年的一天，命运的齿轮发生了转折。特务逮捕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其未及时销毁的笔记本中发现了盛国玉的名字。 特务们闯入盛国玉家中，不由分说就将她押送到县政府。在审讯室里，他们用尽各种酷刑逼供，妄图从她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面对残酷的电刑，盛国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韧。七天七夜的审讯中，她始终咬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农妇，没有透露任何对组织不利的信息。 特务对她的顽强感到震怒，最终将她押送到了重庆著名的＂人间地狱＂——渣滓洞女牢。从此，她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歌乐山下，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常年不见阳光。这座由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立的监狱，与白公馆并称为＂两座活棺材＂。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牢房中，盛国玉遇到了两位特殊的狱友。其中一位是重庆市长杨森的侄女杨汉秀，另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江姐＂的江竹筠。 杨汉秀出身显赫，却主动选择了革命道路。她的伯父曾多次劝说她脱离革命队伍，但她坚定地站在了人民这一边。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杨汉秀在狱中享有一定的便利条件。她经常利用这些便利为狱友带来食物和生活用品，帮助大家维持体力。 与杨汉秀不同，江竹筠经常被提审受刑。每次从刑讯室回来，她的身上都带着新的伤痕，特别是双手鲜血淋漓。 狱友们互帮互助，在艰难的环境中守望相助。盛国玉和其他狱友轮流照顾受刑后的江竹筠，用从狱医那里要来的药水为她处理伤口。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重庆的形势日趋紧张。特务们的行为变得更加疯狂，监狱中的气氛越发压抑。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汉秀仍然坚持给大家带来外界的消息。她告诉狱友们，解放军的脚步越来越近，胜利即将到来。 然而，特务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断缩小，他们对关押的革命志士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 1948年11月，重庆局势更加动荡，特务们的行为也愈发疯狂。监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相信，不是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就是最后的黑暗即将降临。 1948年11月27日夜晚，渣滓洞监狱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特务们闯进牢房，将所有犯人集中带到了8号监狱。 机枪的咆哮声突然响起，无数子弹扫射而来。在这一刻，盛国玉本能地向前倒去，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子弹并未击中她。 特务们在第一轮扫射后，开始对倒地的革命志士进行补刀。他们用枪托捅了捅盛国玉的腰部，见她毫无反应，便认定她已经死亡。 在确认所有人都已死亡后，特务们开始了毁尸灭迹的行动。他们在牢房门口浇上汽油，点燃了这座关押着革命志士的监狱。 浓烟呛醒了装死的盛国玉，她在火势蔓延前逃出牢房。在慌乱中，她躲进了男厕所的尿槽，在刺鼻的气味中等待黎明的到来。 第二天清晨，附近的村民发现渣滓洞冒出浓烟，前来查看情况。他们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盛国玉，将她救回家中，为她更换衣物，并帮助她逃出了警戒区。 这场大屠杀共造成207人遇难，其中185人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在15名幸存者中，盛国玉是唯一的女性幸存者。 解放后，盛国玉回到了垫江县，先后在群众委员会和日杂公司工作。尽管医生建议她不要生育，但她仍然在35岁时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1973年，丈夫余梓成在临终前表达了希望她能加入党组织的愿望。直到1996年，在她70岁生日那天，组织特别批准她入党，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盛国玉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当年的酷刑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寒冷天气或接触冰冷的水都会引发她的病痛，冬天的关节疼痛尤为严重。 但新中国的发展让她感到欣慰，政府为她提供了完善的医疗保障。她经常说，看到今天的中国发展，当年革命志士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