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一行人开着吉普车误闯进国军驻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下车，把手举起来。＂ 1948年11月，国共双方在淮海地区的较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军队面对华东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收缩防线，将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撤回徐州东郊。 为了确保这些部队安全撤退，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的部队被派往运河一线设防，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而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准备切断徐州与黄百韬兵团之间的联系。为此，野战军各个纵队都在积极准备，等待战机。 11月6日夜，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正带着部队向贾汪以北的预定作战区域挺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宋时轮有着深入一线的习惯。 他认为，只有亲眼看到战场形势，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因此，他带着政委刘培善和四名警卫员，驱车前往前沿阵地进行视察。 当时的战区地形复杂，道路交错，给行军带来不小的困难。为了确保能够准确到达目的地，他们临时找了一个当地向导带路。 由于语言不通，向导对他们的指示产生了误解。原本应该往司令部方向返回的吉普车，却在夜色中转向了大运河北岸的韩庄地区。这里恰恰是敌军的防区，但车上的人对此毫不知情。 当吉普车驶入敌军阵地时，哨兵立即发现了异常。几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瞬间惊动了整个营区。 敌军士兵迅速围拢过来，宋时轮一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团团包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被命令下车并举起双手。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时轮和他的随行人员发现自己竟然误入了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77军111团3营的驻地。这支部队的营长是王世江，而这个名字在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士兵们迅速缴械了宋时轮一行人的武器，将他们控制起来。就这样，一次普通的战前侦查，因为一个向导的误导，演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 外面的枪声引起了营长王世江的注意，他立即来到现场了解情况。面对这群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王世江例行公事般地询问他们的身份。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要知道，这个77军111团3营可不是一般的部队。 他们原本都是西北军出身，与中央军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这种军阀残余势力与中央军之间的摩擦从未真正消除。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何基沣早已在部队内部开展了大量地下工作。多年来，他们在基层部队中发展了大量的地下党员。 营长王世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何基沣的老部下，他一直在默默配合上级的工作。 当宋时轮被带到营部后，形势变得更加微妙。经过一番试探性的对话，宋时轮最终决定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个决定看似冒险，实则是形势所迫。而当王世江听到对方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时，局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实际上，整个第三绥靖区的局势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他们的司令长官冯治安虽然效忠国民党，但对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两位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他们一直在为部队起义做准备。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这项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 冯治安虽然察觉到了一些异常，但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失望。他采取了一种微妙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镇压。 这种复杂的局势给了地下党组织发展的空间。何基沣在77军中的工作开展得特别顺利，尤其是在基层官兵中。 当得知营中抓获了宋时轮后，王世江立即向何基沣报告了这一情况。何基沣当即下令释放宋时轮一行人。 整个第三绥靖区的官兵们，尤其是基层军官，对国民党长期的歧视和不公待遇早已不满。这种情绪为部队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这个关键时刻，宋时轮的意外出现，反而加速了起义计划的成熟。在这之后，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首先要解决的是59军内部的分歧问题。与77军相比，59军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部分军官对起义仍持保留态度。 为了推动起义进程，何基沣一边加强内部思想工作，一边请求解放军在正面展开进攻。这种内外配合的策略最终起到了效果。 11月8日凌晨4时，另一位副司令张克侠成功从徐州脱身，到达前线。他的到来为全面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确保起义万无一失，何基沣和张克侠与华野第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进行了详细沟通。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执行。 第三绥靖区的起义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是第一个整建制起义的国民党军兵团级单位。 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运河沿线的重要位置，为华野三个纵队顺利渡河提供了保障。这一行动直接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别发来电文表示祝贺。他称这次起义是＂北线的一个大胜利＂，充分肯定了起义的战略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