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梁晓声哥哥考上大学，父亲大发雷霆，怒骂他自私，不准上学。后来，下乡7年的梁晓声，2次被推荐上大学，父亲却只发了电报：钱不够，再电。 1962年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无数家庭仍在艰难地维持生计。在哈尔滨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里，长子梁绍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更被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却因家庭的经济状况，让这个家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每天靠着出卖体力挣钱养家。年过五十的他，已经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前，手中的铁锹和钢钎越来越沉重。家中还有数个未成年的子女需要抚养，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贫困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每月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对于一个建筑工人的工资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让长子上大学，其他子女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 1962年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工人的工资普遍不高，物价却在持续上涨。即便是勤俭持家，许多工人家庭也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工人家庭要供养一个大学生，无异于雪上加霜。 父亲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准长子上大学。他认为，与其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不如让他尽早工作，为家里分担经济压力。这个决定虽然看似残酷，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选择并非个例。 许多家庭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孩子考上了大学，却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数贫困家庭的共同命运。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教育投资是一笔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份骄傲却往往伴随着无奈和痛苦。家庭的经济状况，成为了阻挡孩子们追求更高学历的一道无形屏障。 求学之路的两代悲欢 梁绍生放弃大学梦想后，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开始在几所中学担任代课教师，教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和地理等多门课程。这段经历证明了他的学术能力，但也让人不禁感叹这份未能在大学开花结果的才华。 长期的压抑和遗憾，最终影响了梁绍生的身心健康。疾病开始困扰着他，最终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因为家庭的贫困，被迫放弃了原本可能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梁绍生住院的这些年里，他的弟弟梁晓声也走上了求学之路。1968年，年仅16岁的梁晓声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了一名知青。这一去就是漫长的七年时光。 下乡的日子并不轻松，但梁晓声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梦想。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望。这份坚持，为他后来的求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七年间，梁晓声两次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对于一个知青来说，无疑是极其难得的机遇。同样的经济困境再次摆在了这个家庭面前。 父亲对于小儿子的求学机会，态度明显有所缓和。他没有像对待长子时那样坚决反对，只是发来一封简短的电报：＂钱不够，再电。＂这短短的几个字，道出了一个贫困工人家庭的无奈。 梁晓声最终得以完成学业，这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1970年代中期，国家的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推荐上大学的知青，往往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资助。 两代人的求学经历，折射出中国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从60年代初期完全依靠家庭供养，到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国家的政策支持。这种变化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看到了希望。 贫困对家庭的代际影响 进入80年代后，梁家的生活状况仍然十分困难。一间仅有28平方米的老房子，成为了全家的栖身之所。随着兄弟姐妹们相继成家，这个狭小的空间被分割成四个＂单元＂，每个家庭都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艰难生存。 房屋的破旧程度日益加剧，墙壁渗水、房顶漏雨成了家常便事。每到雨季，几个家庭都要在屋内摆放脸盆接雨水。房间里堆满了各家的生活用品，连转身的空间都很难找到。 这种拥挤的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到了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做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排队，甚至连晾晒衣服的地方都要协调。最令人心痛的是，住院的大哥即使在过年过节也无法回家团聚，因为家里实在腾不出一张床位。 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深化，梁家的弟弟妹妹们也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的困境。他们的工资收入普遍偏低，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这种经济压力，让他们无力改善居住条件。 直到90年代末期，情况才开始出现转机。梁晓声通过写作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加上城市改造带来的拆迁补偿，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改善。他开始着手解决家人的住房问题，让每个家庭都有了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 进入新世纪后，梁晓声更加关注哥哥的生活状况。他决定要为哥哥创造一个安定的晚年生活，计划在哈尔滨为哥哥购置住房，或者接他到北京同住。这是对早年贫困带来的伤痛的一种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