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天，蒋介石到成都来视察，贺国光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兼理四川省主席的公费。”蒋哈哈大笑，摆手让贺国光离开。 1940年3月14日晚，成都南门外聚集了一群饥民，因粮价飞涨，他们愤怒地开始了打砸商铺的行动。约八九名男子首先叫嚷着要打砸囤积居奇的商铺，没多久，他们身边便汇聚了数百人，愤怒的人群冲入商铺，将南门大街的商铺砸开，抢走了店中的米和大洋。抢劫活动蔓延至其他地方，民众冲出城外，继续寻找其他目标。 行至黉门街的重庆银行时，已有三四千人聚集，愤怒的民众将银行的窗壁捣毁，银行门警三度鸣枪示警，并击伤了一名饥民。国民政府在成都的军事委员会随即派遣宪兵、警察和特务到场，短时间内便平息了这场风潮，并逮捕了参与抢劫的饥民。 1940年1月9日，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向蒋介石报告，川康将领有意效法云南龙云的做法，以此威胁中央政府，计划驱逐蒋介石在成都的代理人贺国光。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的军政高层与中共四川地下党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这股不安的气氛中，四川省政府发现，中共已派遣二十余人潜入川康，企图在各部队和机关中安插人员，进行潜伏和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贺国光感到自己面临着极大的压力。3月15日凌晨，贺国光收到关于前一天抢米事件的汇报，他开始明白，米价飞涨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早前，四川便有过类似“划口袋”的情况预兆。尽管事件已被迅速镇压，但贺国光对后续的局势感到十分忧虑。万一此次抢米事件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地方将领趁机“驱贺”，他恐怕会步王缵绪的后尘，黯然离开成都。面对这般不安的局势，贺国光将此事件视为一次有组织的“奸匪行为”。 1940年的成都，深秋时节，天高云淡。这一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来到四川省府视察工作。在例行的工作汇报结束后，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忽然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支票，恭敬地双手呈上，说这是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公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蒋介石先是一愣，随即笑着摆手让贺国光离开。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地带，四川的稳定对整个抗战局势都至关重要。然而，这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却让中央政府颇为头疼。刘湘在世时，凭借其在川军中的威望，还能维持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但随着刘湘的离世，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蒋介石原本打算让自己的结义兄弟、四川本地人张群接任省主席。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川军中引起轩然大波。川军将领王陵基公开表示反对，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张群的不满。这种态度让一向谨慎的张群不敢贸然就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好退而求其次，让王缵绪暂代省主席一职。 王缵绪上任后，虽然事事都以中央政府马首是瞻，但他与蒋介石走得太近，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川系元老纷纷表示反对，蒋介石不得不反复权衡，最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表面上看，局势似乎平静了下来，但实际上，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省份，对身兼数职的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将省府的具体事务交给了贺国光处理。贺国光虽然只是以省府委员兼秘书长的身份行事，但实际上掌握了省府的大部分权力。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的消息传开后，全国范围内的民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根据当时的报道，全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成人还是儿童，都在热烈庆祝这一消息。南京的鞭炮声响彻了整夜，市民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蒋介石归来的祝贺。鞭炮声传到老虎桥监狱时，陈独秀也意识到，蒋介石依然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一事件标志着蒋介石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依旧处于优势地位。 然而，抗日战争对蒋介石政府的打击是深远的。战争的长期消耗使得国民政府的治理能力严重受损，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隐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蒋介石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却加紧部署，到了1946年6月底，蒋介石认为战局已经准备就绪，于是撕毁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从而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占领面积、占领城市以及占领区人口等方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双方的力量对比大约为4:1。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战争的性质、人民的支持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多个角度指出了敌人的弱点，同时鼓励全党全军以及解放区人民树立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准备进行持久的斗争。 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审慎对待国民党军队的优势，他提出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逐个歼灭敌人的战术，而不是单纯地保卫地方。这一战略为解放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且在随后的一系列战斗中逐步扭转了局势。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国民党军队逐步失去了对重要地区的控制，甚至连长江防线也被突破。最终，蒋介石不得不将政府和军队撤退到台湾，开始了与大陆的长期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