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主席突然收到一封极其嚣张的投诚信：“我王劲哉要去延安，只剩个光杆司

1945年，毛主席突然收到一封极其嚣张的投诚信：“我王劲哉要去延安，只剩个光杆司令，你要不要？”，有人担心：“主席，这个人连战友的兵都敢吞，不是个好管教的啊！”

王劲哉，生于1897年的陕西省渭南县，早年加入西北军，彼时为杨虎城部下的一名旅长。他的勇猛战斗让人称呼他为“王老虎”。1936年的西安事变期间，他因主张极端行动—杀害蒋介石而受到杨虎城的激烈反对与一记巴掌。此事件后，他与部队暂撤至终南山，但不久之后便背离杨虎城，选择向蒋介石投降，并在潼关以东地区接受刘峙的指挥，担任新编陆军第35师师长。

在1938年，王劲哉与其师部驻扎河南开封，并很快成为当地的警备司令。在豫东会战中，他遭遇了激烈的战斗，伤亡惨重。随后，在武汉会战期间，他的部队尽管勇敢作战，却最终未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导致武汉的失守。

战后，第35师被重组为128师，归属于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汤恩伯将王劲哉调至湖南整训，并提拔他为副军长，虽看似升职，实则是对其兵权的削减。王劲哉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带领部队撤往咸宁地区，自行组织抗日游击战。

由于王劲哉的背离，汤恩伯中断了对128师的供给，并派遣兵力围剿。此时，一些投靠日军的地方势力也趁机对王劲哉发动攻击。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鄂南特委注意到了王劲哉并派出田任秩等人，帮助王重组部队，并在政治上给予支持。

在此期间，王劲哉部队与中共军队密切合作，在彭场镇和仙桃镇取得了对抗日伪军的一系列胜利。中共天汉工委的童世光更是前往128师司令部，深化了双方的抗日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改变策略，从围剿转为安抚，并试图通过供给和特派员的慰问来稳定王劲哉的忠诚。

然而，1939年王劲哉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在面对日军的进攻时，他选择了撤退，保存力量而非抵抗。这种消极抗战的态度导致了频繁的战场撤退，使得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随后的“竹桥事件”更是激化了王劲哉与我军之间的矛盾。新四军的陶铸和杨学诚在了解到王劲哉不是彻底的反共分子后，决定写信劝说他重视抗日大局。这封信通过王的前上司向岩送达，有效地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王劲哉也因此选择暂时放下分歧，与我军继续合作。

1941年夏，当王劲哉得知日军计划攻击他的驻地百子桥时，他通过接收到的急电和地图，深感新四军的关心与支持。他迅速组织了防御措施，在王劲哉的领导下，128师不仅在战场上作战勇敢，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改革。

他倡导“安定民心，巩固团结，扩军备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大力发展军事生产，如修建工厂和兵工厂，以应对战时需求。同时，王劲哉强调军纪严明，对违规行为零容忍，这大大提升了部队的纪律性。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中，王劲哉的坚韧不拔和对日军的持续抗战，一直是他部队的骄傲。然而，他的这份坚持并未得到所有同盟者的赞同。第六战区的指挥官陈诚，对王劲哉的桀骜不驯感到难以驾驭，密谋中断其战事生涯。陈诚秘密联系了128师382旅的旅长古鼎新，承诺他升任师长的职位，条件是古鼎新要暗中消灭王劲哉。

古鼎新外表上答应了这一命令，但他内心的忠诚却使他选择向王劲哉报告了这一阴谋。王劲哉得知消息后，反其道而行之，下令监视古鼎新并找机会清除他，认为这样容易受到影响的人未来可能会成为威胁。命令误送给了古鼎新本人，古鼎新感到背叛，情急之下选择向日军投降，并被日军任命为汪伪政府的军官。

此事发生在1943年2月，与此同时，日军将领古贺太郎正在武汉会见汪精卫政府的军事委员刘国钧。古贺太郎透露了古鼎新的投降，双方商讨如何利用这一机会彻底剿灭王劲哉的势力。刘国钧作为蒋介石的秘密特派员，虽混迹于汪精卫军中，但他的任务是削弱日军势力。然而，日军的迅速行动让刘国钧措手不及。

日军随后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调集了三个师团及伪军大军，企图一举歼灭王劲哉。王劲哉毫无防备地陷入了困境，他的部队在古鼎新的内部引导下，遭受了沉重打击。王劲哉在最终的战斗中带领残部试图突围，但最终被俘。

被俘后的王劲哉在日军营中，虽受尊敬但拒绝合作，坚持其抗日立场。直至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再次逮捕，却在转运途中逃脱。王劲哉逃回家中后，深感不能无所作为，决定前往延安。

1945年，毛主席收到了来自王劲哉的一封信，信中的语气简洁而直接：“啥都不说了，咱只有一句话，我要去延安，但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你要不要？”

毛主席对王劲哉的直率和勇气印象深刻，立刻回信表示欢迎，并派遣了专人去迎接他。不久后，王劲哉被任命为“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负责指挥在渭南附近的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直到1968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