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他走近一瞧，惊得目瞪口呆，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
1906年初的一天，闽浙总督端方来到了德国柏林，打算趁着出访欧美考察宪政的闲暇时光，参观一下著名的柏林博物馆。端方此行虽身负国家使命，却也没忘记自己醉心金石的学者情怀。他素来以金石学家自居，每到一处，必先游览当地博物馆，一睹各地珍贵文物之风采。
徜徉在柏林博物馆内，端方的目光被琳琅满目的藏品所吸引。突然，矗立在角落里的一座石碑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座石碑虽然有些年代，但依稀可见其雕琢之精美，刻字之清晰。端方习惯性地走近细看，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这竟是一座刻有近千字的古代汉文石碑！ 端方凝神细读碑文，发现这是一座名为＂高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的珍贵文物。碑文娓娓道来了十六国时期，高昌北凉国君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始末，对他大兴土木、广建佛寺、弘扬佛法的功德赞不绝口。这样一座佛教石碑，对研究中国佛教史和十六国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令端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一座中国古代石碑，为何会孤零零地立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的角落里？要知道，高昌北凉时期的石碑极为罕见，端方生平所见只此一家。难道说，这座稀世之宝远渡重洋，竟是沦落他乡？
越是想不通，端方心中的好奇就越发强烈。他迫切想知道这座石碑的来历，以及它为何和如何来到柏林博物馆。这不禁让端方想起自己此行的另一个身份——清政府派遣的出访大臣。
时间倒回到1905年末，清政府正值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际，决定派遣包括端方在内的五位大臣，远赴欧美各国进行宪政考察，以期效仿西方，为制定宪法做准备。作为其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位，端方不仅是主政闽浙的封疆大吏，更是个醉心碑帖、好古尚今的金石学家。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学者之心，端方才会在紧锣密鼓的考察行程中，抽出时间专程参观柏林博物馆。谁曾想，一次看似寻常的参观，竟让他见到了如此珍罕的国宝。
一座中国古代石碑，竟安然无恙地立在德国博物馆里，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端方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探寻这座石碑漂洋过海的缘由。于是，端方快步走向博物馆馆长，准备一探究竟……
端方来到馆长面前，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这座石碑的来历。馆长娓娓道来，原来1882年，有人在高昌故城的一座古寺遗址里挖出了这件文物。1902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率队到新疆考察时，偶然得见石碑，遂高价购得。格伦威德尔趁着清政府腾不出手来管理文物的时机，将这座碑连同其他四十六箱珍宝偷运出境。可惜运输途中保存不慎，石碑从底座断裂为两截。
听完来龙去脉，端方顿感五味杂陈。区区一个考古学家，竟敢光天化日下盗取我天朝国宝！这岂止是文物的流失，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侮辱！端方一时间热血上涌，恨不得立即找格伦威德尔讨要说法。但理智很快战胜了冲动，端方深知眼下清政府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去和一个德国人斗气。
端方并不死心，既然要不回石碑，何不誊录拓片，将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于是他提出请求，希望为石碑拓印。不料馆长一口回绝，理由是石碑年代久远，又从中断开，经不起折腾。
端方当即表明自己闽浙总督的身份，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沟通，总算说动了馆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厨师进行拓印时，端方疏于指导，厨师用力过猛，竟不慎将碑文的一部分敲坏。馆长勃然大怒，立刻叫停拓印，并勒令端方一行离开。
最终端方黯然离去，只带走一份完整拓片和一份残缺的版本。虽然无功而返，端方的内心却充满感慨。在这段海外求学的日子里，他不仅开拓了眼界，也真切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一个泱泱大国，岂能任由外人欺凌！汉人的瑰宝，理应由我辈来守护！
回国后，端方精心裱裙成轴，广邀名流鉴赏。一时间题记蔚为大观，拓片价值倍增。残本虽经友人补全，却远不及原物神韵。哪知天妒英才，端方在1911年川军哗变中不幸遇难，大好前程戛然而止。此后其家人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将两份拓片相继转让。石碑和拓片从此各奔东西，几经辗转。
新中国成立后，石碑的后继收藏者李氏家族，终将宝贵的拓片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而那座意外来到德国的石碑，却在二战中化为灰烬。时至今日，端方当年珍爱的拓片反倒成了孤品，弥足珍贵。
天下之大，信息有限。文物辗转，人事变迁。端方虽身故多年，但他临危不惧、据理力争的爱国精神，以及对中华文明深沉的情怀，都凝结在赖以传世的拓片之上。每当后人瞻仰时，都能感受到一位无名英雄跨越时空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