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问司马子如，宠妾和儿子私通该怎么办？回答说：“先遮掩。” 天平二年（535年），东魏权臣高欢在领兵出征刘蠡升时，家中的一场丑闻差点让他气死。 高欢的长子高澄趁父亲外出征战之际，竟然与高欢宠妾郑大车私通，这个消息来自一名婢女的告发，后来更多证人站了出来。 面对这种背叛和丑闻，高欢气得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决定狠狠惩罚自己的儿子。 然而，在宠妾司马子如的巧妙调解下，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子和好如初，高欢不仅没有废除高澄的世子之位，甚至还设宴感谢司马子如的功劳。 那么，司马子如到底是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逆转局势的呢？ 高欢，东魏权臣，被后人称为“小曹操”，不仅因为他极具政治手腕，还因为他对待女人的态度与曹操如出一辙。 郑大车原是北魏广平王元悌的妻子，元悌在河阴之变中遇害，郑大车在邺城寡居，东魏迁都邺城后，高欢将她纳为妾室。 郑大车出身世家，容貌和才情俱佳，因此在高欢的后宫中地位极高，甚至超越了其他妾室，堪称“宠冠后庭”。 这段历史，映射出高欢对女人的态度与曹操颇为相似，不仅如此，高欢的权力和女人们的身世背景往往让他在享受着极致的宠爱之余，也不得不面临复杂的宫廷斗争。 高欢的长子高澄，年仅十四岁，继承了父亲的聪慧与性格，却不曾躲过家族的阴影，在高欢出征的那段时间，高澄与郑大车之间暗生情愫，甚至发展成了私通的关系。 这个事情，最终由家中的一名婢女揭露出来，起初，高欢并不相信这些指控，但随后更多的婢女站了出来，成为了证人。 高欢震怒，决心重罚自己的儿子，他亲自暴打高澄一百棍，将其囚禁，并禁止他与母亲娄昭君通信。 面对父亲的怒火，高澄只能束手无策，但他依旧没有放弃希望，唯一的求助对象便是司马子如。 司马子如与高欢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曾在多次权力斗争中并肩作战，关系非常深厚。司马子如与高欢结拜为兄弟，彼此信任有加。 司马子如的介入，为高澄带来了转机，他知道，唯有通过司马子如的劝解，才能让高欢冷静下来。因此，面对困境，高澄只能向司马子如求救。 司马子如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他首先展现出“装傻充愣”的手段，他故意表现出一副对这一家丑不知情的样子，在向高欢请安时，特意询问娄昭君，借此机会了解事情的经过。 司马子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中立”，避免让高欢觉得他在偏袒某一方，这样一来，他的劝解更容易被高欢接受。 当他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司马子如并没有直接对高欢发号施令，而是巧妙地通过共情来打动高欢。 他对高欢说道：“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这句话意思是，“我的儿子也曾与我的妾有过私情，这种事情，应该先遮掩，不要张扬出去。” 司马子如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安抚高欢，让他明白，如果公开此事，将会对高家的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拉近了与高欢的距离。 不过，司马子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共情上，他接着打感情牌，从娄昭君的立场出发，提醒高欢，自己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离不开妻子娄昭君的支持。 当年，高欢只不过是一个贫贱的年轻人，而娄昭君却坚定地支持他，才让他一步步崭露头角，娄昭君的深情厚谊，让高欢如何能忘记呢？ 不仅如此，娄昭君的弟弟也掌握着兵权，司马子如暗示，如果因为一个妾室的问题而去冷落正妻，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在把娄昭君的情感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司马子如又提出了婢女证词的可信性问题，他表示，婢女不过是些低贱之人，且她们的动机值得怀疑。 通过这种方式，司马子如层层推进，将矛头指向了婢女们的“虚假指控”，成功把事件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接下来的行动也更具果断性，司马子如先是责备高澄，假装不解高澄为何“自我诬陷”，将责任推向高澄，巧妙地转移了矛盾焦点。 接着，他迫使那些作证的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甚至威胁举报的婢女自尽，最终将这起丑闻处理成了“误会”。 高澄与郑大车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彻底“澄清”，并且在高欢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 高欢在了解了这一处理结果后，决定放下愤怒，恢复和高澄的父子关系，为了表示感激，他不仅重新任命高澄为世子，还特意设宴款待司马子如，赏赐黄金一百三十斤，并且赠送良马五十匹。 高欢对此表示大为赞赏，认为司马子如不仅在劝解上有极高的艺术，还巧妙化解了家中的矛盾，恢复了权威和尊严。 这起事件，最终因司马子如的巧妙调解而得以平息，高欢的怒火得到了平息，父子关系恢复如初，家中的名声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而司马子如，则通过这场“家务事”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手腕，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高欢心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