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 1980年4月15日上午，沈阳城里，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营业部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步履匆忙，表情紧张地走到银行柜台前。她就是黄淑珍，一个看似普通的中年妇女，此刻她提出了一个不太寻常的请求——她想卖掉一块黄金。 银行的工作人员接过黄淑珍带来的黄金，立刻被它的重量和光泽所吸引。经过专业检测后，柜员告诉黄淑珍，她带来的这块重达1.3斤的黄金纯度极高，并且带有明显的工业加工痕迹。黄淑珍听到黄金价值23，000元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而，经验丰富的银行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这不是普通民间流通的黄金，而是具有特殊工艺处理的工业用黄金。这引起了他们的警觉。银行方面机智地将黄淑珍请到接待室＂等候办理手续＂，同时暗中报了警。 要理解这块黄金的特殊意义，我们需要回溯到1961年的中国。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正面临着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这种困境下，中央政府决定采取一项关键策略：利用黄金白银这类硬通货在国际市场上换取急需的粮食。然而，国家掌握的黄金储备有限，大部分贵金属散落在民间用作收藏或储值。 经过慎重考虑，位于东北的沈阳造币厂被选为国家铸造黄金的专用单位。 在这个备受瞩目的造币厂里，黄淑珍和她的丈夫关庆昌都是普通职工。关庆昌在生产管理科担任副科长，而黄淑珍则被调往专门电解黄金的车间工作。 黄淑珍在厂里和邻里间早已以爱占小便宜而闻名。不论是去市场买菜还是访友做客，她总是想方设法带些＂额外收获＂回家。而关庆昌则在外人眼中是个温文尔雅、为人处事颇为儒雅的人，常常为妻子的行为打圆场。 黄淑珍长期以来将工作中接触到的小零碎金制品带回家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关庆昌发现了妻子的这些＂战利品＂，起初他表示不满，但很快，这位表面老实的丈夫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他不再劝阻妻子的小偷小摸，反而逐渐酝酿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直接从工厂窃取成品金块。 关庆昌作为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对沈阳造币厂的安保措施了如指掌。他利用职务之便，仔细研究了工厂的布局、金库位置以及值班人员的工作规律。为了确保行动顺利，他选定了1961年3月18日这个星期六作为作案时间。这一选择颇为精明——由于工厂实行双休制度，即使当天行动后留下蛛丝马迹，至少到周一才会被发现，为他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准备阶段，关庆昌搜集了一套完整的作案工具，包括一把特制的羊角锤。他还精心设计了不在场证明的策略：先去工人下班后常去的澡堂洗澡，确保有足够多的人能看到他，然后再行动。 3月18日傍晚，随着夜幕降临，关庆昌的计划正式启动。当天恰巧下着小雨，这无疑为他的行动提供了天然的掩护。经过包装组组长小郭对每天生产产品的例行清点后，整个工厂陷入了寂静。 关庆昌先是去澡堂建立了不在场证明，随后悄悄返回工厂，轻松地在墙上凿出一个洞口进入厂房。在众多储存黄金的箱子中，他准确地找到了编号为100的那一箱，迅速撬开后拿走两块金块，然后火速离开现场。作案后，他又前往当地舞厅，故意在人群中卖力跳舞，以增强自己不在场证明的可信度。 周一工厂复工时，小郭很快发现了黄金失窃的事实。这一消息迅速上报至市委、省委，甚至惊动了北京的周恩来总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黄淑珍夫妇异常紧张。他们深知将金块继续藏在家中风险极大，于是想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计策：向厂里申请将自家住的小楼房换成农村一处不起眼的平房。 对于这个不寻常的要求，关庆昌给出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理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愿意将好房子让给群众使用。 一晃十九年过去了。1980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出台了提高黄金收购价格的政策。对于一直伺机出手的关庆昌来说，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计算，他发现手中的黄金可以换取高达36万元的巨款。 为了降低风险，关庆昌制定了分批出售的策略。他指使黄淑珍先带一块金块去银行试水，自己则在银行外不远处观察情况。黄淑珍带着那块1.3斤重的黄金来到银行兑换，却不知银行工作人员一眼就识别出这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引起了警觉。关庆昌观察了一会儿，见黄淑珍被请入接待室而没有立即处理，误以为一切顺利，便放心离开了。 事实上，银行工作人员已经暗中报警，而接待室里等待黄淑珍的是早已准备就绪的警察。就这样，一个持续了十九年的盗窃案终于走向了它不可避免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