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梅贻琦因病去世，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的病床下，发现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打开后众人不禁吃惊！ 1962年初夏的台北，一场生命的告别悄然发生。5月19日，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的病床上永远闭上了眼睛。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的病床下，发现了那个生前他从不离身的手提皮包。两周后，当亲友们怀着崇敬与悲痛打开这个皮包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为之动容——里面并非什么贵重物品，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晰工整。 这个平凡的皮包，竟然成为了一个传奇教育家一生坚守的最好见证。 回溯三十余年前，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学潮此起彼伏，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已是家常便饭，校长们往往难以坚持长久。然而梅贻琦却一反常态，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不仅在中国高教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史上也是寥寥无几。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倒梅（霉）呢？＂面对学生们＂反对×××，拥护梅校长＂的口号，梅贻琦曾半开玩笑地回应。然而背后的真相，是他对清华的付出与执着。 实际上，梅贻琦与清华的缘分始于1909年。那年，他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成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回国后，1929年应邀回到母校执教。当时的清华并不景气，招生150名，报名不过400人左右。 有趣的是，刚入清华执教半年后，年轻的梅贻琦曾对教书产生厌倦，想换个行业。他去请教南开学堂时的恩师张伯苓，得到的建议是＂要学会忍耐＂。正是这个简单的劝告，让梅贻琦改变了初衷，从此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感情。这份感情最终使他将一所原本规模不大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学。 在校园里，梅贻琦被称为＂寡言君子＂，平时不苟言笑，开会很少说话。学生们甚至编了一首打油诗调侃他的谦逊含蓄：＂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然而，在关键时刻，他的发言总是条理分明，掌握要点，常能一言解纷争。陈寅恪曾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手提皮包中一笔笔清晰的账目，不仅仅是梅贻琦对清华基金负责的体现，更是他一生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精神的浓缩。翻开这本账簿，仿佛看到他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中扛起教育重担的身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的炮火迫使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奔赴西南。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向来寡言的梅贻琦站出来说了一段罕见的＂高调＂宣言：＂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正是这样的担当，让他被誉为西南联大的＂船长＂。 在昆明的八年间，梅贻琦用他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一个教育的奇迹。为了协调三校关系，他提出领导层采用三校教授轮换担任的方式，职位安排不分彼此，以能力和学术造诣为标准。在经费分配上，即使清华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他依然坚持三校同甘共苦——当北大与南开教师领不到全额工资时，他给清华教师也只发同样数额的薪水；甚至将原本只给清华教师的年终奖金，平均分给三校老师。 这位校长的清贫是真实的。在物价飞涨的昆明，梅家的拮据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次家中来客，他的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梅贻琦下令撤去办公室的火炉，封存了学校分配给他的汽车，解雇了司机，每天步行上下班。为了给公家节约200多元，他宁可舟车劳顿选坐邮车而放弃搭乘飞机。 梅贻琦对待公私的态度鲜明：＂清华有点钱，要尽量用在仪器、图书、请教授上。＂这不是吝啬，而是为公事着想的精神。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时，虽然掌管清华的所有庚款基金，但他的公寓仍旧很小，甚至没有单独的卧室。 梅贻琦的公正无私在一件事上表现得尤为鲜明：西南联大附中是当时教学质量极高的学校，许多昆明市民都想把子女送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和梅贻琦的小女儿都报考了这所学校，结果两人都没考上。龙云认为梅贻琦不给面子，派秘书长去疏通，却得知梅校长的女儿同样落榜，顿时气消。 对华罗庚的三次破格提拔，展现了梅贻琦慧眼识人的能力。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是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清华；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升为助教，并被送到剑桥深造；最后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直接被聘为教授。 1948年底，面对国共内战的局势，梅贻琦选择离开大陆。当有人问及原因时，他坦言：＂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1955年，他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奠定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岸清华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