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2020年6月19日，一天凌晨3点，妻子感觉家里有贼，急忙叫醒丈夫。两人起身检查，丈夫拿起大砍刀防身，结果在女儿床底下发现一名男子。丈夫让妻子报警，盗贼试图逃跑，但刚出来就被慌乱中的丈夫砍伤。事后，小偷竟然向法院索赔9万元医药费和10万元精神损失费。 2020年6月19日凌晨3点，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的一户民居内，赵女士被窗外异响惊醒。她推醒丈夫老余，两人屏息凝神，听到屋内传来窸窣声。 老余抄起一把70厘米长的砍刀防身，夫妻俩摸黑搜查，却在女儿房间的床底发现蜷缩的小偷罗某。 对峙中，罗某试图逃跑，老余慌乱中挥刀砍向其头部和肘部，致其重伤二级。 随后，老余夫妇主动报警并为罗某止血，民警赶到后将罗某送医。 罗某虽因盗窃罪被判拘役3个月、罚款1000元，但他反将老余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9万元及精神损失费1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罗某盗窃未持凶器且无攻击意图，老余持刀防卫超出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需赔偿1.8万元。 由于老余已垫付2.5万元医药费，罗某需退还7000元。 然而，老余一家身心俱疲，最终放弃追讨，选择搬离小镇。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需满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手段必要”。 此案中，罗某被发现后仅试图逃跑，未对老余夫妇实施暴力，法院认为老余持刀砍伤已丧失攻击能力的罗某属于“过度防卫”。 多数网友认为“保护家人天经地义”，质疑判决“纵容罪犯”。 但法律学者指出，防卫行为需与侵害程度匹配，此案罗某盗窃金额低、无武器，老余的砍刀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2021年四川成都一男子持菜刀误伤入室小偷，被判赔偿5万元；2020年昆明超市老板因殴打小偷并索赔偿款6.6万元，反被控非法拘禁。 这些案件均暴露“受害者反成被告”的基层司法争议。 调查显示，超60%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入室盗窃应强硬反击”，但法律要求“优先报警”。 现实中，农村地区警力有限，民众往往被迫“私力救济”。 老余案中，最讽刺的莫过于“受害者补偿加害者”。老余夫妇不仅垫付医药费，还多次探望罗某，最终却因判决寒心离乡。 这种“以德报怨”的结局，折射出基层法治中情理与法理的撕裂。 老余的故事绝非孤例，而是转型期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它提醒我们：正义的实现不仅需要法律条文的完善，更需司法实践中对人性困境的体察。 正如网友所言：“法律不该让好人畏手畏脚，让坏人肆无忌惮。”唯有在秩序与人性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