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学良听说王家烈没有坐过飞机，就邀请他在天上飞一圈，谁知王家烈一上飞机，脸色大变，叹道：“坏了，我上当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值军阀割据与政局动荡的年代。尽管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并未能免受战乱的侵扰。自1920年周西成成功统一贵州后，这片土地上的权力斗争便一直未曾停歇。周西成在一次意外中猝然身亡，权力的天平随即倾向了他的副手毛光翔。然而，野心勃勃的王家烈并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幕后的操盘手，他决心夺取贵州的军政大权，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 1932年，贵州的政局骤然陷入内战的泥潭。王家烈率领他的部下与毛光翔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经过数月的鏖战，王家烈在内部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掌控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遭失败，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长征。在这关键时刻，贵州等地的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加之地形险峻，成为红军新的战略突破口。毛泽东果断提出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这一战略不仅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更为革命力量在西南地区的扩展提供了契机。 蒋介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机遇，决定以此为契机，全面启动掌控西南地区的战略计划。首要任务便是夺取贵州的军权。 1935年4月，贵阳春意盎然，杜鹃花开正艳。而政坛上却是另一番景象。蒋介石来到贵州，名为督师剿匪，实则虎视眈眈，欲将黔军收于麾下。 远在奉天的张学良得知消息，不远千里飞抵贵阳。一下飞机，他便径直去见蒋介石。 不久，王家烈设宴款待二人。三人推杯换盏，笑语晏晏。表面上其乐融融，实则各怀心事。王家烈对蒋的到来心存戒备，生怕自己多年经营的家业被夺去。而张学良与蒋介石则暗中交换眼色，似在策划着什么。 宴罢，张学良告辞，称要返回武汉。蒋介石也不多留，只吩咐王家烈代为送行。王家烈虽觉蹊跷，但碍于情面，只得答应。 到了机场，张学良忽然回身，问王家烈可曾坐过飞机。王家烈苦笑道:＂长这么大，还真没试过。＂张学良眼睛一亮，说:＂不若你今日跟我上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上一圈，也算是过过瘾？＂ 王家烈心中烦乱，却又不好拂了张的好意。思忖再三，终是点头应允。殊不知，这正中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下怀。一切看似偶然，实则早有预谋。 飞机缓缓升空，贵阳的风景渐渐远去。王家烈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飞行，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当飞机越飞越远，偏离了预定的路线时，王家烈心中隐隐不安。他质问张学良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这才道出实情。原来，这一切都是蒋介石的授意，目的是将王家烈调离贵州，削弱他的势力。 王家烈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起近来蒋介石对他的种种打压，才恍然大悟。蒋介石先是克扣军饷，让黔军士兵对他心生不满。又派人在部下中散布谣言，说军饷被王家烈中饱私囊，致使他在黔军中威信尽失。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意在将他的兵权彻底剥夺。 张学良从怀中掏出一份任命书，语气淡然地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让王家烈去武汉担任一个闲职。王家烈接过任命书，只见上面写着＂中将参议＂四个大字，不禁苦笑。这个职位听起来威风，实则只是一个空衔，没有任何实权。 王家烈这才明白，自己彻底上当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经营多年的贵州即将易主。他不禁仰天长叹:＂坏了，我上当了！＂这句话道尽了他的无奈与绝望。 飞机最终降落在武汉，王家烈黯然离开。从此，他再无回到贵州的机会。而他离开后的黔军，也很快被蒋介石收编，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贵州，这片王家烈呕心沥血多年的土地，从此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版图。 王家烈虽然是一代军阀，却终究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他输得一败涂地。从万人之上的统帅，到有名无实的闲职，命运和时局就这样把他推上了不归路。 这个故事，是民国乱世的一个缩影。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人人都在角逐权力，各施手段。而在这场博弈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王家烈的悲剧，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他的故事，也将随着历史的车轮，渐渐淡去，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